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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史正富: 新经济现象呼唤理论创新

    2015-09-10 02:06:42

    第一财经日报

    周艾琳

    近日,就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的痛点难点,以及未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等话题,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第一财经联合专访了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眼下,想必有一个问题让全球都低头深思,得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流动性猛增,及至2008年美联储开启三轮量化宽松(QE),更使得流动性全球泛滥。而按照传统货币理论,泛滥的流动性早就该导致超高通胀率,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物价并未大涨,全球甚至面临通缩风险,这该如何解释?

    史正富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认为:“货币的变性和金融产业的异化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这两大变革导致通胀理论和凯恩斯的货币政策机制失效,货币总量可能不再直接传导至利率和物价。”

    第一财经日报:现代经济学实际上是从英美体系发展而来的,而随着时代不断推进,中国现代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是什么?

    史正富:我认为,现在首先是西方当代经济学自身面临困境,有两个新的经济现象,即货币的变性和金融产业的异化,长期没有被主流经济学家所关注,这造成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首先是货币的变性。货币本来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但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是美国印发的“美钞”。本来,这种没有黄金支撑的“美钞”是难以大规模发行的,但美国用了三招保住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第一,凭政治军事威慑力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第二,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量级的美元交易需求与投资/投机;第三,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值需求。

    其结果,把美元由美国货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由此,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完全不复存在,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的规模成了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

    其次是金融产业的异化,这同第一点相辅相成。由于货币变性导致美元持续超发,必须找到新的吸纳美元的市场。而美国当时实体经济已经走弱,只好在虚拟经济上找出路。恰好金融业与学术界推出了金融工程与期权定价理论,搞出了不同种类的金融衍生品。美国政府在1990年前后推出专门法案,放弃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随后金融衍生品市场跨越式膨胀,使当代金融产业分化成了功能相异的两大部类:

    第一部类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介性金融,主要形式是银行存贷款、企业债券、IPO融资及再融资等,体现了金融业配置资本的功能。然而,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部分已经与此功能背离。银行存贷款业务和IPO股权融资等在当代美国只占很小的比重,金融衍生品交易余额达30万亿~40万亿美元,而2014年美国GDP才17万亿美元。

    第二部类是面向投机交易的自我循环型金融,它远离实体经济,产品链错综复杂,纯粹由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驱动,在交易过程中追求牟利。就载体说,它从股权、信贷到外汇,从大宗商品到利率、汇率,各种资产和其价格都被交易;就合约品形式上说,从正规交易所到场外交易,从期货、期权到互换、权证以及它们的合成等,它把基于资产的衍生品和纯粹基于信用的衍生品一网打尽。

    其结果是超出实体经济规模无数倍的虚拟金融交易场,在其中,天量的流动性不分昼夜、不分国界地狼奔豕突,所到之处,泡沫翻滚。金融繁盛,不但与实体经济无关,反而为其雪上加霜。

    日报:面对上述两大新现象或“金融的两分化”,现代经济学是否已经有了一套新的理论框架?

    史正富:至今为止,我没看到主流经济学对上述新现象的认真对待,根本谈不上“新理论框架”。宏观经济学家还在用货币主义和凯恩斯的利息理论。货币主义讲MV=PQ(即货币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等于价格乘以商品总量),但现在,货币总量会被两个市场吸纳,一个是实体经济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MV=PQ;另一个是广义金融市场,包括房地产这类资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也有MV=PQ,但后一类市场的P不是物价,而是资产价格。两个市场占用的货币量加总后,才是总的货币量。又因为货币能够自由地在这两个市场上流通,就产生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现的现象。例如,货币量增加,但商品部门的价格,即物价没有上涨,而资产价格上升;又或货币量不变,但商品价格却上升了,因为货币可能从资产市场回流商品市场。两个市场流通的是同一种货币,资本市场火热时,货币大量涌向了资本市场,即使增发货币,实体经济仍可能资金短缺。

    日报: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是否也正因该理论的缺失或对其的忽视,而造成多数经济学家未预见到危机的破坏性?

    史正富:应该说,除了像行为金融学家席勒及拉古拉迈?拉詹等少数学者外,主流经济学界确实没能洞察危机。根本原因在于主流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设为前提,认为资产价格波动受内在价值制约,非理性行为又受到套利机制制约,所以不相信资产泡沫能存在较长时间。但现在,我看到在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价格不再由均衡价格规律决定。因为买进是为了卖出,导致追涨杀跌(即正反馈),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这背后有老百姓(603883,股吧)的从众心理,或者说羊群效应,但深层原因恐怕还是资本大鳄的市场权力在起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从众心理的存在和资产价格需求的正反馈机制,使资本大鳄的赢利模式产生变化。在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中,其前提是“利他利己”的赢利模式,即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获得利润;而在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资本市场上,资本大鳄又产生了金融市场上常见的“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即资本大鳄通过自身的市场权势引领市场、塑造价格走势来谋求暴利。这一损人利己型赢利模式导致了价格的暴涨暴跌,这又迫使政府介入,由此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就不再是纯市场行为,而是由国家、核心资本集团、市场自发势力三者互动构成的,我称其为建构价格理论。

    日报:你作为当代经济学会首届学术委员,你对当代经济学会的成立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史正富: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学家把大量的时间用于研究实际问题,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久而久之,大家更多地投入到具体经济现象的描述、具体经济工作中――包括帮助企业做顾问、帮政府出谋划策等,这些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经济学家的精力都只花在这一件事情上,那就没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了。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部分人来潜心研究时代变化对经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的这个定位也是独树一帜的,它旨在通过研究重大经济学基础问题,推动中国经济学界进行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这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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