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
    手机金融界
    打开APP 注册 登录

    首页 > 财经频道 > 正文

    个人的归个人,社会的归社会(下)

    2016-05-16 00:11:10

    经济观察报

      崔卫平

      个人的归个人

      退一万步来说,鲁迅在婚内独身的做法也是可以的,并非完全不能允许和不能接受。比起将朱安直接退回娘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确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鲁迅甚至抓住了一次机会当面问过朱安。1923年与周作人失和搬出八道湾时,鲁迅问朱安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娘家?如果回绍兴娘家他会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而朱安表示哪儿也不去,她提醒鲁迅身边也需要一个烧饭洗衣扫地的,就这样“大先生带我来了”。这真是包办婚姻的可恨,遇到不合适的人,当事人无法抗诉,对婚姻中的两个人都是如此。

      卡夫卡退婚因为什么?他需要写作。这几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在未婚妻面前,带点无理取闹的味道了,然而对卡夫卡这个特定的人来说,这个理由足以让他采取行动。白天他需要谨守一个保险公司办事员的外表,循规蹈矩,举止良好,他必须养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肉体消耗这件事情必须由自己担当起来,他对此没有怨言,因此其他方面必须完完全全属于他自己。写作是一件耗费巨大心力的工作,他需要积聚力量,尤其是需要严肃地、一丝不苟地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拥有不受任何打搅的安宁的夜晚。他退婚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我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我。”

      就退婚而言,那位丹麦存在主义思想家克尔凯郭尔也有记载,人们有时候也会将鲁迅与他放在一块儿谈。克氏生于1813年,当时的社会气氛也十分保守,当他曾经爱上14岁的少女蕾琪娜,主动求婚又反悔,一度闹得满城风雨,因为女方正好是丹麦政府官员的女儿(一说是哥本哈根市市长的女儿),令克尔凯郭尔的行为更加不能容忍,被称为“哥本哈根的恶棍”。当他在街头闲逛时,身后会出现几个顽童,追着对他进行嘲讽辱骂,这让他看上去他有点像孔乙己了。克尔凯郭尔终身未娶,独身的理由是因为宗教。

      与鲁迅在思想上关系最近、最著名的独身者要算尼采。尼采没有退婚的经历,他从一开始就抱定独身。尼采甚至说过,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而获得自由。1882年他认识莎乐美并陷入热恋,这时候他已经38岁了,但并没有因此而步入婚姻。这位从小被家中众多女性包围呵护的男子,独身的理由更加个人化,他与妹妹的关系到了可以互相干涉对方婚姻的地步。在理论上,“超人”的重要特征便是“去人性化”,或是“对于人性的克服”。

      在孤独求败的总体生存情绪上,鲁迅与上面这几位是沟通的。尼采1900年去世,鲁迅1902年抵达日本,其时日本正处于尼采带来的思想风暴当中,来自绍兴的年轻人为之深深陶醉,推崇不已,他自己曾两度将《查拉图斯特拉》的前言译出来。他后来对人说过自己曾经想过要当“超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见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张钊贻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然而,鲁迅采取独身的态度或视自己为独身,与上述几位有不同。上述几位独身完全可以是一种主动选择,如果是这样,独身者便可以更加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角色,也更能相对清晰地应对环境和其他问题,不存在与他人纠缠不清的遗留事务。而鲁迅,独身是被动的,至少他认为是不得已而做出的决定,那么,在鲁迅与朱安之间,既存在一些含糊地带,她时时刻刻盼着她的大先生能够回心转意;也存在一些隔离地带,对于鲁迅来说,他不能以其他方式满足个人需要。

      鲁迅到底为什么先是结婚,而后退婚,在婚姻内部实行严格的“一国两制”呢?本人尝试提出一个看法,即——这是因为鲁迅本人的思想和视野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起点上了。从订婚到结婚这中间有七年,这正是鲁迅走向新天地、接受新思想的关键时期,在他面前展现了从来不敢想象的前景,他因此获得从未有过的力量和抱负,也因而拥有了其他许多野心,再不是揣着带有母亲体温的几块钱前往南京的那个少年了。他经历了几次重要的人生抉择,将一些更加重要的事业加诸于己身。

      稍早一些,1903年他回国探亲返回日本之后,便将那首《自题小像》赠给许寿裳:“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不管其中的“神矢”是指祖国还是女性,最后这句表明了他意欲全身心地献身民族国家。而就在鲁迅回家完婚的前几个月即1906年3月,鲁迅完成了人生中也许是最为重大的转折,他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决定弃医从文,放着一个明确的前途于不顾,选择了一个壮丽的幻景事业。

      笔者比较倾向于鲁迅在日本期间加入光复会的说法。许寿裳先生说的1908年也许还可以商榷,很可能再早一些。至少在当时,鲁迅十分认同这个无政府主义的暗杀团体,他痛苦地经历了徐锡麟、秋瑾的遇害,而光复会的政治纲领中提有“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这样一个说法待考:有人让鲁迅执行刺杀任务,鲁迅考虑到母亲可能没有人照顾,犹豫而未成行。下面这段话应该是鲁迅本人的,在解释为什么与朱安成婚时,他说道:“当时正在革命时代,以为自己死无定期,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也就随她去了。”(见《鲁迅家世》,段国超着,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

      至于1908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呼吁“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也许是从革命第一线退下来之后,再度发起的冲击。

      当鲁迅在革命、斗争的道路越走越远,他与朱安的距离应该是越来越大。前者应该视为鲁迅独立迈出的一部分,与朱安有关系,但是不能说取决于朱安。尽管他俩的结合有勉强,但也不能说是因为婚姻不理想,鲁迅才要冲锋陷阵的。那是鲁迅在一个大天地中的自我生长,其过程和果实都归于鲁迅本人。做“革命党人”也好,“精神界之战士”也好,哪怕“超人”,所有这些是鲁迅自己人生道路上不断重临的起点,是属于他本人的一系列转变和发展,所有这些朱安能够跟上当然更好,但是跟不得上也没有办法,怨不得朱安。

      如果今天要找出鲁迅在婚姻中他独自要承担的责任,那么至少有这几条:

      第一,他这部分理想主义的自我。从理想主义献身的角度,他更加不能忍受朱安,觉得还是采取独身更加合适一些,以便于将时间精力全部投身于伟大事业。然而如果是这样,也许鲁迅可以就他的理想主义抱负,与朱安有所沟通交流,征得她的同意,甘地在40岁上对妻子说,从今之后要杜绝性生活,为了心中更大的目标,得到了妻子的赞同。显然,鲁迅是一个不善于沟通的人,不愿意放下身段与妻子尝试交流。他也许真的以为“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

      第二,这不仅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也是鲁迅送给母亲的一件礼物。当他与朱安走进洞房,受赠者也就成了赠与者,朱安转而成了鲁迅赠送给母亲的一份礼物,他从中应该体会到作为主动者赠送的满足,享受这份赠送的种种好处。朱安终身侍奉婆母,让鲁迅的母亲老有所归,成功完成了鲁迅给她定位的角色:特殊家仆。

      第三,即使鲁迅抱定自己是独身,也不至于对朱安一定要表示出嫌厌的态度,避之唯恐不及,让这位女性始终处于屈辱之中。在八道湾大家庭时他与羽太信子用日语交谈,就是不与自己的太太开口。担任女学生们的教授之后,与异性相处他慢慢放松了,在家中喝酒之后能轮流拍打来家中女学生的头,就是不给予朱安任何善意温存。有一次,来访的女大学生许广平和其他女生与鲁迅开了这样一个玩笑:乘鲁迅不防,猛将鲁迅推入朱安房中,赶紧把门反扣上。鲁迅使劲把门拽开,满面怒容,大声斥责说“这有什么可以开玩笑的?”(见《鲁迅家世》)在独身生活中,鲁迅过得很压抑,这种压抑也会转化为对于朱安的加倍怨恨。

      第四,他后来再次改变主意,离家出走,与许广平同居,结束了自己独身的神话,彻底抛弃了朱安。放在今天,鲁迅的做法就是“重婚”,跟一位女性不离婚,却跟另一位生了孩子,这只有放到当时环境中去理解。然而,当时环境会怎么理解和接受呢?这也是为什么周作人如此不赞成这两位结合的原因,认为这无异于“娶妾”、“多妻”。从表面上,鲁迅又回到了他曾激烈批判的旧式框架中去了,甚至比包办婚姻更加“旧式”。他的祖父周福清因继任太太蒋氏被太平天国掳去而怀有猜忌,后来娶了两房姨太太,此前应该还有一位,将家里银子花得如同流水一般。

      乔丽华女史运用尽可能的材料写成了这本《朱安传》,对于鲁迅为什么始终不与朱安同房的问题,也感到困惑不解。她也想到了可能有个人原因。在谈到他俩新婚时鲁迅的反常,乔丽华写道:“从照片上看,朱安的身材确实偏于矮小,但鲁迅不喜欢她,肯定还有更深的原因。”在谈到多年婚姻中鲁迅的冷漠时,又写道:“鲁迅与朱安结婚多年而没有孩子,究竟是因为道德上的极端洁癖,还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有着外人所无法参透的隐秘的苦痛,这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是个人心理上或生理上的原因,的确不为外人所知,但是那更是需要鲁迅自己面对的,需要鲁迅本人与这个原因相守候和相处。

      总之他不能将自身刨除,将自身撇开,表现得跟没事人儿似的,仿佛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恰好是旧式婚姻制的不合理,高蹈地归结为仅仅是社会或者历史的缘故,甚至他本人也仅仅是被动的牺牲品: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作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有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老的少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实际上应该说,朱安不仅仅是旧习惯的牺牲品,而且还是鲁迅这个具体人的牺牲品;鲁迅自己也并不是殉葬品,对于朱安的被牺牲,他是有个人责任的,或者说,这场牺牲的仪式一大半是由他来主持的。

      真实的或倾斜的起点

      鲁迅为什么回避和丢弃婚姻中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将本来应该自己面对和担当的东西,一股脑儿推给外界?什么样的思维定势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既有他当时所接受的思想框架的原因(这应该放到观念史中去谈,希望下次有机会谈到),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他少年时祖父入狱事件带来的刺激。“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祖父周福清科考行贿,即使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大案,惊动了光绪皇帝。最后判决时,史上最胆小的这位皇帝亲自批奏,给了重刑:“斩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周老先生原本在京城做一个小官(官位是花钱买来的),因为母亲去世回家奔丧,赶上当地考官是自己考取进士时的同届(他考中进士那年少报年龄七岁,见《鲁迅家世》),于是开了一万两银元的支票同时写上几个名字递上去,其中包括鲁迅的父亲周用吉,旋即东窗事发,属于行贿“未遂”。

      事后有人出主意提出周福清这样做是因为“素患怔忡”,即有精神病,不想这位绍兴老伯公堂上振振有词,说自己不是神经病,并指出往届也有某人某人,也是通过打通关节如何如何,他不过是照例来了一下。放在今天,周老先生的这番言论,顷刻会让他成为“网红”。涉案的鲁迅父亲先被扣押,回到家中懊恼不已,一病不起。

      家属的心情可想而知。用朱正先生的话来说,“顷刻之间从官员的家属变成了罪犯的家属。”鲁迅弟兄们因为避祸,被送往鲁迅母亲的娘家皇甫庄,期间鲁迅这位养尊处优的周家大少爷,原先看穷人也跟看花鸟字画似的,突然受到了周围环境的许多白眼。让我们再来看看周作人说的:

      “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着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但是他没有说明,大家也不曾追问这件不愉快的事情,查明说这话的究竟是谁。这个刺激的影响很不轻,后来又加上本家的轻蔑和欺侮,造成他的反抗的感情,与日后离家出外求学的事情也是很有关联的。”(见《一个人的呐喊》) 周作人的观察是准确的,祖父的入狱所带来的刺激,构成了鲁迅思想的最初出发点,形成了他观察世界的入口以及基本框架,他在心中感到忿忿不平,那是他一生愤世嫉俗的基础。

      而这个出发点本身是倾斜的。即使科考制度本身有着种种弊端,即使其他人也做过类似的举动,或哪怕行贿事实上有多么猖獗,但无论如何,周老先生你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突破了人人应当遵循的社会道德底线。而后来,即使周福清老先生有一位后人成为了“现代中国的圣人”,人们愿意“为圣人讳”,但无论如何,这个行为本身仍然是恶劣的,事情本身铁板钉钉,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是一件冤假错案。

      因此,面对这件家族丑闻,鲁迅所要做的是在自己的内部消化它,把它认领下来,运用社会公正公平的立场,慢慢化解自己心中的怨气。固然,当年家族中某些市侩式的做法,对一个无辜少年采取蔑视,这的确不公,然而这件事情的根子在祖父本人,作为晚辈,他只能低下头来把这件事情咽下去,或者咬牙抬头把这件事情扛起来,而不能转而变成对于他人的积怨。在“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之前,鲁迅应该首先看清祖父本人行为的性质。当然这有些难,但如果少年鲁迅没有做到,成年的鲁迅应当能够看到和意识得到。只有这样,他才能建立起关于世界的恰当视野,而不是认为那仅仅是一个险恶的场所,如果是,那也有自家一份。

      看来鲁迅没有能够做到自我消化这一点。袒护自己的亲人,人之常情,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这样做危害了他的头脑的平衡和公正。在谈到祖父的事情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他总是感到内心不平衡。愤世嫉俗是对于世界和他人的永久性否定,他不能把一件事情从正面认领下来,他总是能找到一个侧面来否定它,抵制它。在愤世嫉俗的人的眼里,世界就是一个大阴谋,有一些力量在暗中作祟,他总是要寻找出隐藏在深处的某个原因或者动机,或许存在一个经久不散的“吃人的宴席”之类。后来的人们将这个进一步发展为“封建的”或“封建社会的”,并直接动手进行“强拆”。

      对待祖父入狱的倾斜立场,一并也是鲁迅日后对待朱安态度剧烈倾斜的起点。作为一个降格考虑的结果,选择朱安记载了家庭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危机及难堪,是当时家庭的屈尊和屈服,也是鲁迅的屈服和屈尊;是家庭的无奈和疼痛,也是鲁迅的疼痛和无奈。把鲁迅放到朱安持平的位置上,等于把他放到一个屈辱的位置上,让他一辈子与朱安在一起,就得一辈子面对这个屈辱,与屈辱厮守在一起。在这里,原本真实的原因和动机被掩盖,那太令人难堪和难以接受,换成比如包办婚姻作为理由则容易令人接受一些。

      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以这样的口气来谈朱安,在当时应该是很流行的:“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于其中,朱安成了与“旧社会”直接挂钩的一件“物品”(“遗产”),她的存在几乎就是万恶旧社会的象征,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其实即便是“旧社会”,也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以保留延续到到今天。

      最后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将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中,虽然历陈父亲强势风格给他带来的性格损害,造成他终身不能去除的恐惧心理,但是他没有把这些看作是社会或制度的问题。他本人将这份负面的“馈赠”从内部加以自我消化,从恐惧的内心提取了“写作”,来作为自己的使命。写作没有让卡夫卡高踞于“庸众”之上,他也没有谴责过退婚中的女主角,没有就婚姻制度发表什么看法,尽管选择了外在于它。

      他知道什么是他自己需要面对的。只有具备个人的自我承担,这个人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自主性。自由并不等于张臂高呼,不等于他体验自身时的心潮起伏和激荡,而是选择一个僻静之处,不管不顾地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也许仅仅属于他个人,只要不妨碍别人。从这种自由里才能提供自由的成色,呼吁建立保障这种个人自由的制度,也才能积累起人类文明。

      如果说,卡夫卡属于“反思性”人格,通过反思完成了所需要的自我消化和转化,他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责任承担起来。而鲁迅则属于“反射性”人格,他的思想情感架构在接受和感受外部世界的刺激上面,因为有了某些刺激,于是有了某些反应。在解释自己的所言所行时,鲁迅需要外部世界这个拐杖,通常把自己的要求说成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响应。

      鲁迅比卡夫卡大两岁,他俩属于同时代人,但却是不同的面向和道路,也为各自的后人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起点。

      注:文中为标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乔丽华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Robot RF13015

    不可不看

    热门评论

    下载金融界app 发现更多牛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