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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主管报纸:宽货币难解紧信用 财政发力余地较大

金融界网站综合 2018-07-20 01:39:00

央行旗下《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应对信用收缩 货币政策“独木难支” 财政、监管政策亟须发力》文章。文章引述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观点称,货币政策边际趋松,中游金融体系却可能因为风险偏好降低,导致流动性无法向实体经济输送,这就是目前“宽货币”无法解决“紧信用”结构性问题的情形。

明明强调,若要货币政策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也需要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方面,发力空间仍然有较大余地;监管方面,在表外业务持续收缩的趋势下,应把握监管的力度与节奏,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影响,对业务具有指引性的细则可尽快落地。

最近,央行研究局徐局长的《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一文指出了财政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徐忠刊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思考财政问题,一定要站在国家的高度而不能是部门的立场。在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要真正发挥逆周期宏观调控职能,应当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对小微企业、创新企业的减税政策要落到实处。

二是在控制新增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同时,中央财政的赤字率要高于去年而不是低于去年。

三是金融去杠杆面临资本不足的约束,必须以财政资金充实国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并完善公司治理,才能保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被削弱。治本之策,是加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这对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房地产泡沫问题至关重要。

而此文亦引发财政部官员的回应并发表了《财政政策为谁积极?如何积极?》。文章观点称,中国实施货币政策有很多客观困难和约束条件,央行有不少苦衷可以理解。可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内部专业人士主观上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缺乏足够重视,在徐博士的此篇文章中多处可见这种思维痕迹。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当紧密配合,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协调制定政策和确定力度。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财政和央行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框架下,各司其职,权责匹配,自己不乱作为,也不要求对方乱作为,这才是对人民根本利益负责任的做法。

由此,央行和财政部掀起了一场“金融与财政”的大讨论。

以下是《应对信用收缩 货币政策“独木难支” 财政、监管政策亟须发力》全文:

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李国辉

近期,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激烈讨论引起广泛关注。

从货币政策来看,今年以来,央行实施3次降准,再加上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已经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约2.8万亿元,远超去年全年1.76万亿元的总和。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将流动性目标定调由“合理稳定”转变为“合理充裕”。在这一背景下,今年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持续宽松,货币市场利率降至近年新低。

然而,金融数据表现却不尽如人意,M2和社会融资增速低迷甚至出现背离。今年6月末,M2同比增长8.0%,增速较5月份下滑0.3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新低。6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18万亿元,同比少增近6000亿元。从上半年来看,1至6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分析员陈健恒将上述流动性格局称为“广义紧、狭义松”,即严监管导致金融机构资产投放减少,派生的存款也相应减少,广义流动性逐步趋紧,但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边际趋松,狭义流动性改善,货币市场利率从年初的高位开始回落。他同时表示,严监管环境下,狭义流动性的宽松难以传导到广义流动性。因为目前各项金融严监管政策共同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普遍下降,而这种风险偏好下降,不是简单的央行增加流动性投放以及增加信贷额度可以解决的。

“广义流动性偏紧、狭义流动性偏松局面的延续,意味着依靠传统货币政策的刺激,无助于改善目前的严监管下风险偏好下降的局面。”陈健恒表示。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节工具,其传导的最终效果受市场预期及宏观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中信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明明强调,若要货币政策的效益发挥到最大化,也需要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的积极配合。财政政策方面,发力空间仍然有较大余地;监管方面,在表外业务持续收缩的趋势下,应把握监管的力度与节奏,充分考虑市场预期的影响,对业务具有指引性的细则可尽快落地。

“宽货币”难以解决“紧信用”

对于社会融资的低迷,明明表示,资管新规对“影子银行”提供信贷的业务进行严格约束,非标融资持续下降,净融资数月为负,社会融资增速也随之下降,同时,货币政策不断发力,M2基本保持稳定。“整体而言,资管新规堵偏门,非标融资大幅下跌,但正门难开,新增人民币贷款虽然增加,但是难挡社会融资下降态势。”明明称。

明明表示,货币政策边际趋松,中游金融体系却可能因为风险偏好降低,导致流动性无法向实体经济输送,这就是目前“宽货币”无法解决“紧信用”结构性问题的情形。

“越是广义流动性收紧,越是用狭义流动性的宽松来对冲,结果只能导致流动性的分化进一步加剧,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陈健恒表示,对于金融体系风险偏好下降的问题,仅仅依靠一两个部委的个别政策,起到的作用也有限。当务之急是需要先稳定货币增速甚至推升货币增速,这也依赖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监管力度的适度调整。

财政政策发力空间有较大余地

从公共财政收支来看,截至2018年第二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6%,而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7.8%。从赤字率来看,2018年财政赤字率为2.6%,小于前两年3%的赤字率。

“所以不论是从今年上半年公共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公共财政支出来看,还是2018年安排赤字率降低来看,财政政策发力空间仍然有较大余地。”明明说。

陈健恒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增速仍高于经济和货币增速,而财政支出增速也偏慢,是最近几年最慢的一年,这导致上半年的财政存款增速有所上升,从而挤占企业存款。下半年来看,如果财政支出增速加快,并且加大盘活存量的力度,那么财政存款的支出将有助于企业存款的回升,财政支出也将提供一定的实体利润来源,缓解去杠杆的冲击。

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结构来看,2018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占比为48%, 为近5年最高占比。从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2018年上半年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为14%,且该比例自2010年后长期保持在15%。明明表示,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走高,但是中央财政支出力度却在逐步降低,这说明了目前财政结构上欠缺平衡,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现象依然存在。

监管政策应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信贷放量仍不足以支撑表外业务下降对社会融资的拖累。明明强调,需要警惕监管影响下表外业务收缩过于剧烈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影响,此时监管的力度与节奏显得尤为重要。

陈健恒进一步表示,金融监管收紧的力度也可以进行适度的调整。尤其是资管新规落地后,具备更多细节的理财新规也是万众瞩目。银行理财都在等待细则落地,以便充分地应对和整改。但理财细则也不宜过于严厉,否则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难以抑制,将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结构性矛盾难以缓解。

近期市场对于理财新规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由于理财产品已达到30万亿元左右的庞大规模,新规对其自身及对市场都将造成一定的影响;此外,考虑到目前贸易战不断发酵、 经济运行数据不容乐观、债券市场违约预期有所增强等国内外因素,理财新规暂缓出台。

理财作为新型的直接融资方式将客户资金通过债券、非标债权、股权等方式供给有融资需求的企业,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但是,资管新规出台后,由于缺乏配套细则的指引,商业银行部分理财业务的发行和退出都受到了抑制。同时,新规暂缓出台引发了市场的多重猜测,部分业务无法按照预期开展。

“因此,不管是从理财对实体经济支持的角度,还是从引导市场预期的角度,理财新规都应当尽快出台。”明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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