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中美贸易争端何去何从？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由美方单边发起，事态有不断扩大和越发难以把控之势。从钢铝贸易冲突，到美国政府宣布对华500亿美元商品发起301调查，再到特朗普建议美国商务部加码1000亿美元。这些既弃多边规则于不顾，又霸道而缺乏沟通协商之举，使得人们深深忧虑，中美贸易争端是否会向投资、金融灯领域蔓延？是否会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投下深深的阴影？

主持：钟 伟 博士，《中国外汇》副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嘉宾：张 明 博士，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

问题1：从2018年3月下旬以来，中美贸易争端似乎呈现扩大化之势，从钢铝到特朗普宣称的1000亿美元清单建议，美方在拒绝沟通协商的单边之路上越滑越远。中方也做了有理有力的理性回应。在两位看来，两位如何评价中国的整体关税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根源何在？有哪些措施可渐进缓解这种失衡？

张明：在我看来，中美贸易不平衡至少有三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而美国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这就意味着中国必然存在经常账户顺差，而美国必然存在经常账户逆差。换言之，中国居民是在向美国居民提供跨期借贷，使得美国居民的消费持续高于其当期收入。原因之二是中美之间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例如，尽管中国对美国存在持续的货物贸易顺差，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对美国存在持续的服务贸易逆差。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相对而言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的服务业相对而言比中国更具优势。原因之三是美国对中国存在高新技术产品方面的出口限制。众所周知，美国在这方面的出口具有竞争优势，但出于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政府对美国企业这方面对中国的出口存在限制，这自然会削弱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速。从上述三个原因而言，要从根本上降低中美贸易不平衡，一方面需要中美降低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例如中国居民扩大消费，而美国居民扩大储蓄以及美国政府控制财政赤字等；另一方面需要美国政府放松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当然中国政府也可以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不过无论如何，中美之间肯定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或逆差的，这本来就是贸易全球化的题中之义。

问题2：除了贸易领域之外，美国对中兴通讯提起了制裁，人们担忧其他一些中国信息通讯企业也可能受到波及。反过来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美国的芯片制造企业。美方似乎一直对中国制造2025怀有疑虑，因此有人指出中美贸易争端很可能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意在拆掉中国追赶美国的梯子，两位如何评价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够迅速填补中国在飞机发动机领域和高端芯片等领域的软肋吗？

张明：如果中美贸易摩擦仅仅局限在双边贸易领域，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将是比较可控的。但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到双边直接投资与高新技术合作领域，这将会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带来更加显著的挑战。客观来看，尽管过去几十年中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明显改善，但距离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这也恰好是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博鳌峰会上提出中国政府将会显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因之一。中国的确需要增强在芯片、飞机发动机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过，中美之间在这方面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产业政策加以消除。中国需要有自己的产业政策，但产业政策的实施必须符合市场规律。应该避免出现以下现象，即中国政府不顾一切地促进国内芯片等行业的发展，但由于产业政策的实施违背了市场规律，导致大量的资源浪费与扭曲。

问题3：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呼吁开放合作、平等协商的未来，呼吁国际社会要珍惜和平发展，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了中国加大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强调这些措施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与此背道而驰的是，美方就双方争端没有明显收敛，人们担心贸易冲突向技术、投资和金融领域蔓延，使得问题更棘手难解。在两位看来，美方的单边主义会滑向除贸易之外的更多领域吗？

张明：从目前的形势演化来看，我们不能排除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并扩展至其他领域的可能性。当前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已经从“接触”（engagement）转为“遏制”（containment），这一点从去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头号竞争对手中就可以一览无余。美国政府挑起本轮贸易摩擦，很可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看是聚焦中美贸易余额，其实着眼于遏制中国崛起。美国高层官员曾表态，中国政府目前重点发展的领域（例如《中国制造2025》中的重点产业），就是美国政府将会大力打压的领域。言外之意已经非常明显。在贸易之外，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对策包括：第一，针对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为由进行更加严厉的遏制；第二，更加严厉地限制在美国工作的华裔科学家与中国的科研机构及高校开展合作；第三，重返多边领域谈判框架（例如TPP），力图拉拢更多的国家，从多边渠道对中国施加压力。

问题4：中美贸易争端的缘起，究竟是特朗普出自赢得国会中期选举的目的，还是出自对华战略定位从对话向遏制的转换？但严峻的现实是，中美经贸关系已经遭受损害，这甚至有可能使中美关系全方位地受到损害。两位认为，中国应当如何调整其内外部政策，使得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损害最小化和可控化？

张明：我认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如下一些直接对策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第一，从双边角度加大与美国政府的沟通磋商力度，力争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共识与妥协，尽量避免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第二，充分利用美国国内的相关企业协会、智库、工会、游说团体（这些主体将从中美贸易战中遭受损失），从美国国内渠道向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第三，充分利用WTO等多边渠道来团结其他国家，联合向美国施压。在贸易战方面，欧盟的态度至关重要，是中美双方都会努力争取的对象。此外，中国政府也应该在国内政策方面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首先，中国政府应该坚定不移地加快国内结构性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服务业对民间资本的开放等），以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与可持续性；其次，中国政府应该继续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突出位置，避免因为贸易战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显著放松了金融监管；第三，中国政府应该帮助中国企业努力开发新的海外市场，并且为遭遇美国相关举措冲击较大的行业与企业提供一些帮助；最后，在美国政府日益后退到单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多边主义与全球化。近期中国政府公布的新一轮开放举措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而且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