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守自盗”的大公国际

资本市场的看门人“监守自盗”，或许是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十几年来一直打着捍卫民族荣誉的大公国际。

8月17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称，决定给予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限期整改，并暂停债务融资工具市场相关业务一年。

同一天，证监会亦发布官方通报称，将“暂停大公国际证券评级业务一年”。从评级机构的特殊性而言，停业一年，等于判了大公国际死刑。

根据公告，大公评级在为相关发行人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同时，直接向受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收取高额费用。同时，在交易商协会业务调查和自律调查工作开展过程中，大公评级向协会提供的相关材料存在虚假表述和不实信息。

根据监管通报，大公资信在2017年年初所评AA+主体在1年期内向AAA级迁移的比率达18％，这些可能都是在“辅导”之后获得评级提高的案例，而后者与信用事件频频发生的事实，存在极其鲜明的反差。

而此次大公国际“东窗事发”，主要是源于在债券凯迪生态等AA级别信用主体出现违约，而在违约事件出现之后，大公国际“马后炮”对其信用评级连降四级，丝毫没有完成预见信用评级风险的本职工作。

此外，大公国际的评级存在严重倒挂——既高评级违约事件频出，低评级却无违约事件。

根据媒体统计，大公国际评级从AA档到A档债券的违约率分别为1.14％、1.22％、0.65％及2.08％；而A档以下，除了BB档违约率为25％以外，其余9档债券违约率全部为0。

成名于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在铁道部AAA评级中遭遇众口铄金，又似以陆金所“开刀”期望打开互金市场，常年打着民族自有评级之光的大公国际，如今已经濒临信用破产。

力战美国

从1994年成立以来，大公国际一直在国内扮演着“掌握中国自主评级。彼时国际评级环境被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掌握，大公国际曲径通幽，希望借助全球金融危机，对其权威性发起挑战。

大公国际对垒西方三大主权评级机构的“尚方宝剑”是两个，一是，大公国际认为所有主权评级话语权全部都在债务国，其存在维护自身信用水平的道德风险；二是，大公国际认为海外主权评级过于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对东方国家的主权评级带有色眼镜。三是，大公国际认为，海外主权评级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发行方付费评级，“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点也存在道德风险。

大公国际真正在中国评级圈登堂入室，依靠的是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西方国家主权债务信用评级下调。2010年，2010年发布的《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50个国家信用等级报告》，其中将美国的信用评级确认为“AA+”。

不过，大公国际与美国的“恩怨”，早在2008年就结下了梁子。

或许是意识到了本土评级机构无法”当自己的裁判“，美国当年启动了“国家认可统计评级机构”，以该项申请为基础，得到认可的评级机构所给出的评级，可以作为主体评级依据，令后者在美国债券市场进行融资。

2008年7月，大公国际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文件，而2010年，美国SEC以“无法履行对大公国际的监管”和“无法跨境监管为由”，拒绝其申请。

有意思的是，从2008年美国启动该项申请之后，包括日本、欧洲等数十个“境外”评级机构，均获得了美国SEC的认定，而大公国际被否，尚属美国启动该项申请以来的第一例。而此后SEC解释的缘由，竟然是大公国际不将其方法论与评级过程交由SEC审阅。

此后，大公国际的“仇美”，一次又一次的被演绎在了其对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认定上。

2013年10月17日，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A-，评级展望负面。2013年后，大公对于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连续3次均维持A-不变，评级展望为稳定。直到2018年1月，在美国启动1.5万亿税改法案之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再次被下调至BBB+，接近“垃圾级”。

大公国际的评级体系下，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只能和秘鲁、哥伦比亚以及土库曼斯坦相提并论。

7·23动车事故与铁道部AAA评级

大公国际另一次“走红”，则是在2011年。

2011年7月23日，著名的“723动车事故”，留下了铁道部发言人“我反正信了”的经典名言。

在铁道部面临信任危机后仅仅一个月后，铁道部宣布拟发行200亿人民币短融券。

而在此之后，大公国际宣布维持铁道部AAA评级，按大公国际评级标准，AAA级表示债务人具有非常强的还本付息能力。购买这类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几乎没有风险”。

根据当时铁道部半年报，其截至2011年上半年的负债总计达到人民币2.09万亿元，资产负债比率达到58.54％。

除了财务数据之外，大公国际评级遭到的最大质疑，来自与其AAA评级的方法论。

2008年，在反击西方评级列强的过程中，大公国际提出非常具有个性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不仅不同于西方信用评级体系，更切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大公国际提出了两点，一是以现金流作为主体信用评级的关键指标；二是参考“背书原则”，既信用主体背后的“母体”的偿付能力，来判断主体实际偿付能力。

这两点在形成的逻辑自洽，在当时中国国营经济仍然掌握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给了大公国际非常自由的操作空间。但回想起来，这个方法论背后不过是两个字——“刚兑”。

讽刺的是，在2011年7·23事件前后，大公国际为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评定的等级为AA+，其低于铁道部的AAA评级。

从业人士曾分享，即使国外评级机构对公司母体代偿从来不计入主体信用评级，但子公司信用评级高于母公司的情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此之后，大公国际方法论的“混乱”，得到了第一次全民公示。当时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大公国际，曾遭到记者的暗访，得到的回应是“只要项目有保障房，就能给打到A级以上”。

纵观2011年，大公国际出具了150余份主体信用评级，大部分则都是城投债，公司债等，评级是清一色的“AAA”。而在后续跟评中，大公国际几乎从不调降主体信用评级，直到最近……

AAA的安邦和黑名单的陆金所

2015年以后，大公国际的评级，集中延伸到了本土民营金控。

2015年，大公国际首次对安邦人寿150亿资本资本补充债券，进行了主体偿付评级。毫无疑问，安邦的主体信用在当时评级被评到了AAA。

此后，大公国际对安邦人寿进行了10次跟评，其甚至在2017年6月29日的跟评中，依然给于安邦人寿维持AAA级别债券评级的判定。而在半个月前，安邦人寿已经公告其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因个人原因无法履职”。直到2017年8月，大公国际首次更新安邦的信用主权评级，下调安邦主体信用评级至AA——大公国际对评级的敏锐度，尚不如一个普通股民，甚至是一个关心财经的普通人。

无独有偶，2015年底，大公国际曾对海航集团进行了主体信用评级，最终认定为“AAA”的资信评级。而如今的海航系债务危机，依然没有全数得到化解。

在债券评级之外，2015年，P2P公司如雨后春笋搬出现，大公国际似乎看到了“互金评级“的蛋糕，发布了大公国际版的266个网贷黑名单——其中，被认为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陆金所，竟然榜上有名。

而在这份报告中，大公国际的理由为，“缴出资额发生较大变化。平台所属公司注册资本83667万元，认缴出资额4亿元，实缴出资额由4亿变更为8000万元。”然而此后，陆金所回应称其实缴资本已经在2018年全数到位，其在工商详情资料中可以查阅，并回应：“如果连这些最基本的信息都搞错，这不由得让人要怀疑，你采取这些所谓评级的做法，你的方法是否有问题，你最后的结果是不是有问题。”

谁的大公国际？

种种大公国际的操作，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作为一个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复成立，人民日报发布开业通稿的企业，其多少带有着国营的成分。

然而，大公国际却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私人企业。

查询工商资料显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为大公国际集团，北京化行宏良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分别出资60％，40％成立。

大公国际集团的持股关系则更为复杂——其借助北京德明弘鑫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明德华安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大公国际控股等法人实体，以及实际控制法人主体背后的自然人关键中、武燕、周文生、黄晋西四个股东“交叉持股”，实现对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的控股。

1992年，脱胎于航空航天工业部的审计室主任刘继中和财务司处长受到南巡讲话鼓舞，选择下海经商，远赴美国考察项目并加以探索实施。而由于历史背景因素与当时较今日更为严重的中美摩擦问题，关建中牵头的中航卫星、造纸项目均以失败告终。

1992年，中诚信、上海新世纪两大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相继成立。也许是看到了资信评估的风起，在关建中的运作下，刘继忠带着总经理助理王文灵相继访问了标准普尔和穆迪，并最终成为了大公国际成立的契机。

1994年，大公国际在上述两人的牵头下成立——然而好景不长，评级机构本应是个清水衙门，多年的亏损让两位创始人均游离于大公国际与本职业务之间，大公国际找不到盈利手段，易主的节奏悄然到来。

1998年，在美国多年的关建中回国，出售位于北京的房屋，将大公国际从王文灵、刘继忠手中私有化。从此以后，大公国际进入了关建中时代。

几年前，社交平台上出现过揭露大公国际的福利情况“博士生进去半年每个月工资6千”。关建中则被指责让公司变成一言堂。

而大公内部的《大公集团运营管理手册》则有类似描述，“关建中思想是是大公坚持走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道路”，“关建中先生对世界评级理论和实践的创造性发明，也是全体大公人智慧的结晶”，“必须坚持以关建中思想为指导方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