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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修史三维度(下)

2018-09-14 09:31:20

中国保险报网 

□张琳

要坚持以风险管理作为行业修史的重要特征

与我国经济史、金融史、银行史等相关领域的史学研究、著作、论述相比,我国保险史的史料整理与历史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早期涉及有关近代中国经济史、金融史等领域的前辈学人的著述对保险业“惜墨如金”、论述甚少。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1980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发展以来,保险业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有关保险领域的理论、著作、报刊等文献资料也随之丰富起来,有关保险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逐渐引起政府部门、公司机构以及业内外有识之士的重视,不仅出现了数量可观、资料翔实的保险方志、公司文献、人物传记等史料载体,而且很多省市党政年鉴都形成了长期收录保险条目的惯例。在保险史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史学研究成果。例如:颜鹏飞、李名炀、曹圃主编的《中国保险史志(1805 -1949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中国保险学会主编《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在研究上述保险行业历史文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叙述保险事件、现象、人物、制度的史料文献多,而认识保险史、解释保险史、应用保险史的史学文献少。从唯物史观来看,既往保险行业历史文献编撰和研究只部分的、局部的、个别的涉及了我国保险行业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进程、现象和规律,而对其行业本身特殊的演进发展和规律性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要科学认识和研究保险行业特殊的演进规律,其关键就是要整体把握风险管理这一保险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鲜明特征。更进一步讲,笔者认为中国保险史重要的修史价值之一就在于总结、汲取保险行业在服务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实践的历史经验,并用这个历史经验有效服务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管理安排。

在伴随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保险业进行风险管理实践的服务领域越来越宽广,积累的风险样本和数据越来越丰富,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聚焦灾情、体量巨大、非常宝贵的风险管理数据资源。这一重要资源无疑是科学总结我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开展中国保险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史料和宝贵资源。基于上述阐释,笔者建议我国保险业在修史的过程中,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具体指导下,坚持以风险管理作为行业修史的重要特征,作为构建中国保险史学体系的重要框架,并在系统梳理我国保险业风险管理实践资源的基础上,全面总结、科学归纳我国保险业风险管理的历史经验,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重要的中国保险史学支持。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新的范畴。

要全力加强港澳台地区行业修史的重要补白

在新一轮中国保险史研究与编撰工作启动初期,笔者率先在行业主流报章发表题为《中国保险业修史能否填补98版的“空白遗憾”》的署名文章(中国保险报,2013年8月2日08版),旗帜鲜明地提出“缺乏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史篇章的中国保险史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完整的。港、澳、台地区保险业的发展历程不仅对于中国保险业在深度开放条件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还有着深刻而丰富的‘祖国统一’意义。”并郑重建议新一轮中国保险行业修史应重视填补98版《中国保险史》缺乏我国港澳台地区保险业发展历史编撰的重要空白。

上文提及的98版《中国保险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目前最具权威的中国保险史研究专著,由中国保险学会组织上海保险史志办公室、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10多位同志,以及20余名来自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具有丰富保险工作经验、熟悉我国保险业发展历史的老同志、老前辈历经六载有余、不辞辛苦、几易其稿、编写而成。并于1998年9月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公开发行。从史学研究角度看,笔者认为98版《中国保险史》采取“章节体”这一近代历史编篡的主要形式,而不是书中“凡例”列名的传统“编年体”。该史“分上下两篇,共十章,上起自1805年,下迄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族保险业的诞生、发展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保险事业的创建、壮大、坎坷与新发展。”[①]可以公允的讲,这部98版《中国保险史》是一部非常具有拓荒性的行业史学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部史学文献凝聚了我国几代保险人的心血,不仅是对我国民族保险业史料的一次抢救性的挖掘、整理,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保险业发展规律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其中既有对弥足珍贵的行业史料、光辉成就的收集与总结,而且还有对于道路曲折、经验教训的批判与反思。”[②]虽然98版《中国保险史》成果显著、影响深远,但是笔者在学习和研究中注意到,时任《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宋国华同志在该史“前言”中致歉:“本书因故未能将港、澳、台保险历史编入,敬请谅解,待后再补。”[③]从笔者收集和掌握的史料看,血脉相连的中国保险人的交流与交往从未间断过。

以我国香港地区为例,据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党组书记秦道夫同志回忆:“于1949年10月1日在香港注册成为民安保险有限公司”“香港民安保险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领导下的海外公司”[④]。改革开放、特别是行业复业以来,国内保险行业立足国情和行业发展实际,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保险市场发展先行经验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深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行业比较著名的《保险研究》、《上海保险》等理论研究期刊上不定期开办介绍港澳台地区保险发展情况的专栏和文章。例如:周安麟撰写的《香港保险一瞥》(《上海保险》月刊,1988年第7期),姚永昌撰写的《香港法律对保险业的财务监督》(《上海保险》月刊,1989年第8期),惜余生撰写的《香港〈保险公司条例〉内容简介》(《保险研究》双月刊,1990年第2期)。从香港地区保险研究文献看,有学者认为“早在1990年初,香港保险业已开始积极拓展内地市场”。[⑤]在学术交流方面,“1990年代,香港与内地的保险学术团体开始互访。1995年4月,由香港保险业联会主席黄宝亨率领的香港保险业联会、香港保险学会代表团一行21人访问中国内地,并与中国保险学会在4月3日至10日共同举办了学术研讨会。”[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保险业与内地保险业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⑦]“目前,香港已经成为国际保险公司进入内地市场的最重要的桥梁和枢纽。由于内地保险业发展仍未成熟,国际保险公司一般都选择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为内地的保险业务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援。”[⑧]

在保险史的研究编撰方面,由香港保险业联会组织策划,邀请专家学者、资深业界前辈和从业人员,以及香港保险业监理处等相关机构编撰了《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1841-2008)》,并于2009年9月于香港正式出版。全书约15万字,综述香港保险业近170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有规模可观的珍贵历史图片和口述历史,而且还对亚洲金融风暴、“911”、禽流感、非典疫情等香港地区面临困难和严峻挑战时期的香港保险业发展给予较为公允、客观的记录和评述。笔者认为,该书作为目前为止较为完整记述我国香港地区保险业发展历史的重要成果,应引起新一轮我国保险行业修史有关组织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学习研究。同时,应将我国港澳台地区保险史的编撰工作纳入到本次行业修史的挂牌重要工程之中。要积极发动行业监管机关、行业组织和机构、行业学术研究团体以及一切拥护祖国和平统一、共担民族复兴历史责任的保险业爱国者们投入到中国保险史的编撰工作中来。更进一步讲,就是要通过中国保险史的编撰工作,以史为鉴,不仅要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保险业关于风险管理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以史聚魂,还要激发包括港澳台地区全体“拥护祖国统一、热爱保险事业”的中国保险人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民族复兴使命感、祖国统一责任感以及行业发展自豪感。

注:

[①]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张琳:《中国保险业修史能否填补98版的“空白遗憾”》,《中国保险报》2013年8月2日,第8版。

[③]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④]秦道夫:《我和中国保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⑤]冯邦彦、饶美蛟:《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1841-2008)》,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48页。

[⑥]冯邦彦、饶美蛟:《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1841-2008)》,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49页。

[⑦]冯邦彦、饶美蛟:《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1841-2008)》,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348页。

[⑧]冯邦彦、饶美蛟:《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1841-2008)》,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页。

责任编辑:Robot RF1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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