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论财税改革

二十、全世界主流经济学派别均缺乏对政府债务危机的研究

当前世界上比较主流的经济学派别分别是凯恩斯学派、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货币学派四大派别，凯恩斯学派侧重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奥地利学派侧重经济制度研究，特别是强调自由对经济的重要性，供给学派强调的是放松管制和减税，货币学派强调的保障货币供给，都缺乏对国家政府债务问题以及财税改革方面的研究。

而且这四大派别的经济主张在本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不同程度的被实施，但都效果不佳，最根本就在于这几大学派都没有关于政府债务危机的深入研究，因此也不可能开出对症的药方，世界上之前比较严重的债务危机大部分发生在拉美和东南亚，而且主要是国家外部债务，政府债务危机以前从来就没有发生在发达国家，所以他们的经济学界没有这方面的研究积累，所以让他们提出解决方法是不可能的。

世界性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学界一直手足无措，他们也并没有深入研究债务危机的特点，而只提出了“新常态”、“新平庸”两个概念，意思是他们对解决经济危机并无办法，只能被动接受经济平庸停滞的现实。

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任何改善债务措施的情况下，又在推进减税，而学术界大部分人都认为里根、小布什掀起的减税风潮才是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也是当前美国欠债如此之多的根源，特朗普用减税来解决债务危机只能是南辕北辙。

在世界主流经济学派都不将财税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情况下，我们创立的新财税经济学就是专门研究政府债务危机和财税改革。

二十一、用财税改革解决经济问题是经济学的传统

财税问题研究在中国经济学界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容易被提及的生僻话题，但是从世界

的宏观经济研究来看，却不是这样，财税问题一直处于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就有大量的关于财政和税收问题的论述，比如亚当斯密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和"最少费用"税收四原则至今仍被应用。

到了近代，上世纪三十年代解决大萧条，凯恩斯也是从财政和税收两大角度提出解决建议，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经济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企业税收，以此来拯救经济危机。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滞涨”时期，供给学派兴起，也主要从财税角度提出解决建议，当时他们的建议是降低财政支出的同时降低税收，因此财税研究从来都用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关键性研究。因此笔者提出“新财税主义”，主张从财税角度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完全符合经济学的传统与国际惯例，而且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主流做法。

二十二、罗斯福新政克服大萧条的秘诀在于财税改革，而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

罗斯福新政是目前人类唯一有效解决“大萧条”的成功实验，其经验弥足珍贵，上世纪人类遇到的经济危机很多，如拉美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俄罗斯经济危机等，这些国家或地区经过经济危机后都一蹶不振，萧条时间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都没有能够像罗斯福新政一样成功克服危机，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人们往往归因于凯恩斯主义，但根据我的分析，美国走出大萧条，并不完全是因为凯恩斯所主张的赤字投资政策，而是因为罗斯福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这是凯恩斯主义中所不具备的。

比如现在维持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一大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第二大税种——社会保障税都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起来的，在大萧条之前，个人所得税在美国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税种，只是少数人才交个人所得税，罗斯福新政之后，个人所得税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税种，在大萧条之前，美国没有社会保障税，大萧条后社会保障税成为了美国的第二大税种，有了这两大税收做基础，美国政府才有充足的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与社会保障建设，因此即使经历了二战，美国政府也没有为美国人民欠下多少债务，其债务水平一直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美国目前的财政体系仍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奠立的，罗斯福的财税改革不仅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危机，而且奠定了战后美国长达三十年的黄金时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里根小布什等共和党总统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又将美国重新拖入了危机。

二十三、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区别

既然罗斯福新政采用的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区别呢？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思想，我们将之称为“罗斯福主义”以区便于与凯恩斯主义进行比较，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学界很少有人探讨罗斯福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区别，其实根据笔者的研究，两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首先，凯恩斯主张赤字财政，而罗斯福是财政平衡主义者，其次凯恩斯主张减税，而罗斯福则主张采取加税的政策。

罗斯福拯救大萧条完全是按他自己的“加税+投资”的思路进行的，而没有采用凯恩斯”减税+投资”的方法，拯救大萧条的是罗斯福主义，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而凯恩斯赤字加减税的经济政策能否可行呢？我认为大萧条需要动用的资金太多，仅仅靠财政赤字根本不可支撑，大幅赤字最多只能维持两三年就会达到极限，如果再同时减税，就必然将政府同时拖入债务危机，在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凯恩斯经济学根本无济于事，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能拯救小萧条，拯救不了大萧条，比如中国之前也遇到过一些经济危机，完全可以用凯恩斯的周期性投资政策解决，而现在中国与世界遇到的是百年一遇的长周期危机，如果还用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投资政策就会出现失灵的情况，而且有可能将政府导向债务危机。

因此本次危机用凯恩斯主义解决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因为这不是常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一场财税危机，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体系无法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的危机。如果中国与世界不进行财税改革，那么整个人类都会像上世纪的拉美、日本、东南亚经济危机一样陷入一个长达二三十年的经济萧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二十四、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处理危机的成败得失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经济危机拯救方案，总结起来也无非是采用了世界上最流行的几个经济学派的主张，分别是货币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供给学派。

在中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直根深蒂固，经济危机后中国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也就是通过财政扩张，政府大举投资来走出危机，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危机的效果是明显的，在其他国家经济一片萧条时，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同时也出现了通胀，结果在民粹舆论和一群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压力下，中国转向了奥地利学派主张的货币紧缩主义，这就是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的“绝不搞大水满贯”，从此中国经济增长率也降低到了历史最低位，从2015年中国又开始采纳供给学派的主张，实行供给侧改革。

在美国货币主义是最当红的经济学派，因此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选择了货币主义的量化宽松政策，量化宽松政策在美国算是基本成功的，但是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政府的债务增加了十万亿，美国经济仍然岌岌可危。

在欧洲，奥地利学派曾因撒切尔改革一战成名，奥地利学派在欧洲影响很深，因此这次经济危机之后，人们用的奥地利学派的财政紧缩政策，缩减政府，他们签署了财政协议，各国一致实行财政紧缩，结果财政紧缩又导致了经济进一步的萧条，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欧洲各国纷纷陷入更大的债务危机，一个个破产，这时欧洲看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成功，也开始选择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

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目前来看，对解决经济危机都不是最优办法，都无法带领世界走出危机，而且对于政府债务危机这一根本性问题，目前没有一个学派提出主张，如果经济学界对政府债务问题视而不见，那必将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世界经济很难重启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提出新财税改革方案才能拯救经济危机，帮助世界各国走出债务泥潭。

而当今经济学已有的经济派别中，没有一个是为解决债务危机而诞生的，用这些学派解决债务型危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二十五、 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本土经济学三大创新的相互关系

本次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经济学出现了“失灵”，西方经济学界除了创造出“新常态”、“新平庸”之外，并没有太多创新之处，本次经济危机后，中国学者也加入到了世界经济学创新的序列，先后有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主张，滕泰、贾康等学者也提出了”新供给主义”主张，其实这两个学派虽然论述角度不同，但最终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只是叫法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将产业升级称为打造新的产业结构，新供给经济学称为增加新供给。

但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没有财税改革做基础，没有充足的财源做基础，新结构主义和新供给主义两大学派所主张的产业升级都不可能实现，因为产业升级以创新为基础，创新都是要钱的，特别是基础性的创新都需要国家的大力投入才行，因此当前中国政府在综合前两大学派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而新财税主义经济学的提出与以上两大学术主张，既不对立，更不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新财税主义也可以看做是以上两大学派的财税部分，因为就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来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不能仅局限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应该将财税结构的改革包括在内，而新财税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的财税结构改革问题的，而新供给主义最终目的还是提高总量供给，而没有充分财源做基础，仅仅靠放松管制也是很难提高供给的，而且经济供给不仅包括私人企业供给而且也包括政府供给，而笔者也多次指出，政府供给与私人企业供给是相互融合，互相促进的，而且政府供给是私人供给的基础。因此新结构主义、新供给主义与新财税主义完全可以形成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三角”，从不同侧面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种关系民族复兴大业的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战中，更多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结构主义和更多强调市场作用的新供给主义可以看做两路兵马，而新财税主义则是为这两路大军解决粮草问题，因此都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二十六、新财税主义的核心经济思想

1、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

新财税经济学认为， 一个国家的财税水平必须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才可以，一般纯农业国的财政税收会占到这个国家GDP的10％左右是合适的，中国和欧洲的古代都是这种状况，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财政税收占到GDP的20％左右是合适的，在非洲和南亚的一些贫穷国家仍然处于这样的税收水平，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财税税收占到GDP的30％左右是合适的，而一个国家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财政税收一般要占到这个国家GDP的40％左右，这也是中国目前应该达到的税收水平，而在发达国家的税收一般占到GDP的50％左右，北欧高福利国家甚至更高。

有人认为美国、日本税收没有达到50％，但这只是统计口径的问题，比如美国的医保是私有化的，并没有纳入社保税的统计范围，但人们仍然要缴纳远比国家社保更高的医保费用，美国存在重多的私立学校，这也没有纳入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比如日本的社会保障缴费很多也没有纳入宏观税负统计，而中国的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则过大，比如中国的事业单位、商业团体、科研单位都是公务员编制，甚至不少的清洁工都是有编制的人员，导致中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过大。

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

新财税经济学认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财政税收必然会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政府必须不断的改革这个国家的财税制度、财税种类与财政征收方式来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财政支出的加大。回顾人类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频繁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逼迫下，人类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财政税收都相应的进行了大幅提高。

如果将人们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的话，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维持生活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比重将会超过私人产品，当人类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超过私人产品之后，那就意味着人类至少要将超过一半的收入交给公共财政进行支配，这也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50％的原因所在。

3、经济危机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结果

新财税主义认为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往往是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满足不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而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之后还认识不到这点的话，就会导致经济危机长期化，短期的经济危机将会变为长期的经济萧条，直到这个国家的财税体系得到根本性纠正，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当然这种变革一般是要将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提高到这个国家对应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水平。

本轮经济危机也是人类财税体系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经济危机前人类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前两次科技革命之后人类都进行了财税调整，但第三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没有进行大规模的财税调整，所以诞生了经济危机，人类走出本次经济危机也要靠财税体系的调整，人类又到了财税体系革命必要时刻。

同样“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是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他们国家的财政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的结果，比如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在实现经济半发达之后都没有相应的提高税收，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所以这些国家会出现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出口等情况，必然爆发经济危机。

同样在亚洲四小龙中，新加坡是最重视社会保障的经济体，所以新加坡的人均经济水平已经超越了大多数发达国家，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而韩国、台湾这些经济体则不注重社会保障建设，尽管拥有众多世界顶级企业，但是经济发展水平却只有正常发达国家的一半。

4、减税只能是阶段性政策，违背社会发展潮流，不适合中国与世界

本轮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是政府债务危机，其根源就在于上世纪美国里根政府开启的减税风潮，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不可能再成为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果再继续减税，增加赤字，那将面临巨大的利息支出，最终每年的新增财政收入只能用于还利息，而不能用于经济建设，政府财政会走入“以债还债”的恶性循环，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已经陷入了这样的危险循环。

5、我们不应该盲目反对增加税收，而是应该反对不合理的增加税收。

盲目反对增税和盲目迎合减税都是民粹行为，如果增税有其合理性、科学性和必要性就应该增加，如果减税的好处不是惠及众人，那减税也没必要得到支持，连巴菲特、比尔盖茨等超级富豪都主张增加税收，说明目前的税收体系确认存在不合理性，民众如果是反对为自己增加税收，那是有情可原的，如果是替那些每天都在奢靡浪费的人反对征税，那就是一种愚昧。况且新财税主义反对盲目的对税率进行调整，主张是对税收进行重构，因此新财税主义的税收主张是有增有减。而且税收调整的核心精神是科学和平等。

二十七、新财税经济学的理论主张

1、一个国家必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财税水平

新财税主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不断的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个国家的财税水平以及财税体系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是使财税体系真正适应并支撑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调整大多数都是以提高税收为指向的，除非这个国家国家的经济在倒退。

2、财税调整并不完全是税率的调整，更体现为是税收思想与征税方式的革命。

当前发达国家的税收框架，基本上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建立的，后来所谓的“增税”与“减税”都是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调控税率，但如果现在仅仅调控税率已经完全无法解决问题，人类需要创立新的税收思想与税收框架。因此笔者所主张的”增税”也不是主张盲目提高现有税种的税率，不是加重企业负担，而是应该以全新的理念来支撑财政转型，其本质是一场财税革命。

3、经济一旦爆发，必须从根本上调整财税制度，人类才能解决经济危机

当经济危机已经爆发的时候，人们就必须意识到这是政府的财税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结果，特别是像本次经济危机中，政府债务危机已经是经济危机的主要特征，因此这种不适应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也应该更加明确的意识到财税改革的必要性，并且迅速的进行财税改革，可惜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进行像样的财税改革，这也是人类目前还没有走出经济危机的原因。只有当财税改革到位了，财税体系调整的适应社会发展了，人类才会走出危机。

新财税主义认为政府财政支出必须以适应社会需要为标准，而财税改革也必须以适应政府支出需要为标准，这是财税改革的核心要旨。如果是相反方向的，为削减债务而削减债务，甚至以牺牲政府的社会服务能力为代价，那是南辕北辙的，那不是拯救经济危机的办法，那将走向加重经济危机的道路，本次经济危机之后，欧洲就是走了这样一条错误的，与正确方向相反的经济危机解决之路，所以才导致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

二十八、财税改革的三个层次：税率改革、税制改革和税理革命

财税改革有三个层次，分别是税率改革、税制改革和税理的革命，税率的改革是最低层次的，税制改革是中等层次，最高层次是税理的革命。

在当代社会税率改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降低税率必然导致财政亏空，政府债台高筑，提高税率必然遭到纳税人的反对，也几乎不可能，而且现在各税种的税率也已经不低，因此现在的财税改革必须从税理和税制的角度进行创新，而税理的创新比税制的创新更重要，只有税理先创新了，税制才能创新。

因此新财税经济学主张的财税改革本质是在创新财税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财税制度的创新，因此我认为在不调整现有税制的情况下，不论增税还是减税都是不对的，都会将中国经济带入深渊。

因此我们中国的财税改革应该是税收制度的创新，而不应该像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那样频繁的在税率上来回调整，而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的财税改革都是在税率上做变动，都没有上升到税理与税制上，这种改革即使短期会有一定效果，从长期看也会积累更多问题。

二十九、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的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笔者的新财税经济学是一个关于税收结构研究的理论，根据笔者的研究，人类的税收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迁的，比如根据笔者的总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税收结构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化初期是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时代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收阶段，第三是后工业时代以消费税为主的税收阶段。

因为在工业化初期，人民普遍比较贫困，向人民征税几乎不可能，所以税收主要来自企业，而增值税就是面向企业的一个税种。

到了工业化完成阶段，个人所得税就变成一个国家的主体税种，因为在一个国家工业化完成之后，人民开始变的富裕，并且中产阶层或是新富阶层都开始涌现，贫富差距也开始扩大，这时征收个人所得税开始变得可行，而且必要，因为这个时期，工业化完成之后，整个社会的人群都被卷入工业社会之中，国家向个人征收所得税，可以更好的为国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且征收个人所得税还可以很好的抑制贫富差距，所以在发达的工业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一个重要的税种，甚至是第一大财政收入来源。

在后工业时代，消费税成为一个重要税种，因为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工业在社会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服务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享乐性消费、高端消费、奢侈消费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因此这个阶段，针对不同的消费方式，征收消费税应该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税种。

目前我们中国正处于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完成两个阶段之间，目前的税收结构还是以企业 税为主，我们目前还进入的应该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第二个阶段，而且应该开始为第三个阶段的税收做准备，在今天的中国，增值税仍然是中国第一大税种，根据笔者预测，在未来十年中，所得税将会超越增值税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收，而在未来二十年后，消费税将会成为中国的第一大税种。

目前全世界都应该在消费税上下功夫，因为人类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后工业的消费型社会，目前发达国家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中国可能在十年之后也会逐渐过渡到后工业时代，因此中国也应该按照这个演变路径来进行布局。

三十、新财税主义的税理基础：人类未来的增税空间在哪来？

创造财富与消费财富都应该纳税

通常人们会认为，现在人类的税负已经很重，加税已经没有空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可以看到社会上各种奢靡、享乐、浪费又大行其道，一部分人被高额税收所困扰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很少直接纳税，这说明整个社会是存在增税空间的。那么增税收的空间在哪里呢，则需要对我们所处的社会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

笔者认为社会变化会产生社会问题，但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也同样孕育在这些社会变化之中，根据我们的分析，现在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巨大的财政危机纯粹是因为社会的不断发展所致，但同样社会发展也反过来会为政府征税提供巨大的空间，笔者将社会发展总结为四大升级，分别是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和政府服务升级等，这些升级在造成社会问题的时候也为税收的增加提供了空间。

1 、消费升级为增税提供了空间。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就是消费升级，我们可以把消费分为生存性消费、享乐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三大类，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生存性消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享乐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则越来越大，后两者就可以增收消费税。

对于消费税，笔者不主张通过界定品类来征税，而是通过界定品牌来征税，当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后，品牌消费成为大众消费的典型特征，因此完全可以按品牌定位制定不同的税率，比如在中国化妆品一直征税比较高的税收，但是很多化妆品已经是大众消费水平，而非奢侈型消费，只有部分品牌才是奢侈型消费，我们只向其中部分品牌征税即可。

很多人主张通过所得税和遗产税对高收入进行征税，但是这两个税种在现实中往往是行不通的，征收过高的所得税会伤害到高收入人群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遗产税则存在太多的避税空间，所以在税收制度非常完善的美国，遗产税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税种，高收入人士完全可以通过设立各种信托来避税，因此现在不少国家都取消了遗产税，向高收入人士征税应该从商品消费的角度进行，高收入人士无论是自己消费还是将财富传承给子孙最终都是用来消费的。

2、科技升级为增税提供了空间

科技进步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会导致商品生产成本的不断降低，物价的不断降低，在很多人看来经济永远存在通胀，物价会一直升高，但现实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有些产品的价格是升高的，有些却是降低的，那些不断降低价格的产品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增加税收，这样也不会对民众的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科技进步一般会从两个方面导致物价的下降，一是产品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升高，另一方面是产品研发成本的下降。比如我们可以根据把产品机械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器密集型产品，我们就会发现，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会随时社会的发展升高，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廉价。

我们也可以根据产品研发投入占生产成本的高低分为新型科技产品和技术成熟型产品，新型科技产品在需要大量研发投入的时期价格会很贵，而一旦技术成熟后，就只需要很低的生产成本，价格就会变得非常便宜。

对于这些价格不断变低的产品就可以适度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因为机器密集型产品以及技术成熟型成品的价格已经降的非常低，即使适度多征税也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科技研发期产品则可以适度减税。

3、贫富差距升级为增加税收提供了空间

社会发达带来的后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也可以为政府提供了征税空间，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差异也越来越大，富裕人群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水平，对于那些占据社会资源超出平均水平的资源的占有行为则可以征税。

4、政府公共服务升级为政府收费提供了空间

我们前面讲过，经济分工的不断扩大，也会相应导致政府分工的不断扩大，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但不是所有的政府公共服务都是直接为所有人服务的，也不都是所有的公共服务都需要免费的，政府应该只为那些有利于消除社会不平等的，有利于建立公平的社会竞争起跑线的服务免费提供，比如公共教育、公共医疗等，而那些只为特定群体服务的，或是为商业企业服务的政府行为都可以收费，随着政府服务越来越多，可以收费的空间也在增加。这些政府服务收费的增加可以很好的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

三十一、新财税主义改革建议：“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中国应该根据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我建议将各种产品分为“生存必须品“，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三类，应该提高享乐型产品和奢侈品的税收，降低生存必须品税收。

奢侈品税收的征收应该改变现在按品类征收的方法，改为按品牌征收，主要做法是对各类商品进行品牌认定，一旦被列入奢侈品品牌目录，则征收更高的税收，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划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奔驰、奥迪、宝马等豪华汽车，苹果手机以及一些名牌服饰、珠宝，化妆品等，这样划分之后增税的空间非常大，既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以增加大量的税收，而那些生存必须品可以实行普通的税收，甚至适度减税、免税。

在经济学上，奢侈品不符合价格曲线，增加税收并不一定降低销量，奢侈品认定对商家也有好处，等于是对商品品质和定位的背书，商家也不一定反对。

有人认为现在中国奢侈品的价格已经比国外更高，但这是商家的定价策略所致，而非税收所致，而且现在这些产品虽然价格很高，但是人们消费热情却不降低，所以增加税收也并无不可，至于海外购物也可以通过补缴税收解决。而海外购物基本以小件商品为主，大件商品，人们还是本地化购买。

2、增加成熟工业品税收，适当降低高科技产品税收

笔者建议将工业品分为技术成熟工业产品和新型科技产品，对于技术成熟工业品则可以适当提高税收，因为成熟工业品需要投入研发的费用非常少，只有生产费用，而新型科技产品则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而且需要面临全球技术竞争，可以降低税收，鼓励创新。

比如一个手机技术不成熟时可以卖一两千，技术成熟后可以卖两三百，比如一台冰箱价格不过一两千元，而一个小小的手机也一两千元，这就是成熟技术产品与非成熟技术产品的差别。 成熟产品，价格极其低廉，可以适当多征收税收，高科技新产品研发投入大可以减税促进其技术成熟。

3、增加机器密集型产品税收，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税收

对于产品，我们还可以分为机器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减税，对于机器密集型产品可以适当增税，因为根据经济学规律，对于那些已经实现机械化大生产的产品，劳动生产率变的非常高，价格也变的非常便宜，即使适度提高征税标准，价格也可以承受，比如一台电视机1000元，征税50％，价格升高到1500元，人们照样可以买的起。

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鞋则可以降低税收，比如一双女士皮靴的价格比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价格还要高，其背后原因就是因为电视机是机器化生产，而皮靴更多需要手工劳动，因此对于服装、鞋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就可以减征税收，比如中低端餐饮和理发等行业也可以降低税收，比如服装费用在现代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比很大，很多白领人群极易成为“月光族”，就是因为服装、餐饮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或服务在其生活中的开支占比过大。

4、 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收费，降低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

笔者建议政府提供的专项服务可以适当收费以与公务员的工资支出进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领域的专项建设也可以通过专项税收加以平衡，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税收的负担，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 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有关的项目，可以适当增加费用，另比如可以通过增加燃油税以支持城市道路建设，而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等税收可以适当降低，以保护企业生产的积极性。

5、个人所得税地方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增加纳税群体，成为支撑地方财政的重要税种

在中国，土地财政日益枯竭，不能再支撑地方政府的财政，我认为应该用个人所得税来代替土地财政，中国个人所得税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美国个人所得税也是第一大税种，中国现在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征收有限，主要就是由于全国实行统一的标准，导致对大城市白领人群不公平，遭到这些人的反对。

中国个人所得税不应该再一刀切，应该地方化，由地方人大制定标准，因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水平不同，物价水平不同，大城市工资高，但是消费也高，小城市工资低，但消费也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地方人大确定，将个人所得税变成一个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服务地方建设的一个重要税种，这样就可以弥补地方土地财政枯竭后的政府支出问题。

6、降低能源、资源税，开征“超额资源税”

资源、能源的价格关系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因此在资源税和能源税上可以降低征收，但是我们可以开征“超额资源税”，对于那些占用社会资源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群体进行额外征税，当然在实际征税中可以根据行业不同，采取不同的税收名称，比如在房地产行业我们就可以称为“超额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一直有征收的必要，但是一直没有落地，就是因为房地产税这个名称本身就容易遭到抵制，如果采用“超额房产税”则可以非常容易的取得民意的支持，也更加科学。

7、增加因经济周期或经济政策而出现暴利的行业的税收和降低因经济周期或经济政策亏损行业的税收

宏观经济、产业经济、金融经济都是有一定周期的，受周期因素影响，有的行业整体暴利，有的行业整体亏损，但无论是暴利还是亏损都与企业家经营能力无关，应该对暴利行业增加税收，对亏损行业减免税收。

三十二、商品差异化征收的实现方法

新财税经济学的特点是针对不同的商品征收不同税率的税收，但这种差异靠目前的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体系是无法实现的，而向不同企业和不同产品征收不同的增值和所得税其实是向企业家征税，损失的是企业家的利润，是不公平的，也不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最终向消费行为征税。

因此我们建议在普遍降低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的基础上开始征收“产品销售税”。销售税的征收方式可以借鉴现在中国消费税的征收方式，由经销商缴纳，厂家代为征收，在这方面，中国有着非常完整的实践，可以非常顺利的实行，或是直接向所有商品直接开征消费税。

三十三、新财税主义的创新之处

，新财税经济学将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税收不足，其创新主要体现在：

1、首次将当前人类面临的经济危机定位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看病之前先要进行诊断，如果诊断不正确，疾病就不会得到正确医治，同样治理经济危机也是如此，也需要对经济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确诊，通过症状，找出病因，本次经济危机爆发后，全世界仍然像对待以往一样对经济危机进行常规处理，所以十年了，并没有完全走出危机，而且各国政府债务越来越大，其实其实本次完全不同，本次经济危机本质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

本次经济危机已经拖延十年之久，其实并不是因为经济危机多么的严重，而是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府并没有对其原因进行“确诊”，所以机不断被延误。

2、首次系统阐述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特征

笔者不仅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定性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而且对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进行了特征分析，总结了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的三大特征，指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经济危机，而是长期性经济危机，不是市场型经济危机，而是政府型经济危机，不是急性危机，而是慢性危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会自行消失，需要政府真正降低债务，经济才会真正走出危机。

3、首次系统揭示了政府债务、货币利率、金融与产业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

笔者指出政府债务不仅会危害到政府，而且会对经济产生系统性危害，财政赤字会通过债务传导到货币政策，会从货币政策传导到金融业，会从金融业传导到科技创新，会从科技创新影响到国家的未来，政府债务危机绝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系统、整个国家的问题，搞请其逻辑关系与传导机制非常重要。

4、从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出发创新性的解释了财政赤字缺口产生的必然性

政府负债，人们往往将原因归结为某些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其实远没有那么简单，背后存在着经济规律，笔者分别从市场分工的细化客观要求政府分工的细化，私人产品增加客观要求政府公共产品增加，社会风险的增加导致政府社会保护功能加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导致政府平等需求增加四大方面分析了政府必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也就是政府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经济的发展进步在动态的，但是税收是法定的，是固态的，一个在变，一个不变，最终必然产生缺口，这种缺口就会形成赤字，赤字的累积就会形成债务，因此政府债务本身就存在扩大趋势。

5、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与财税结构升级的"双升级"理论

笔者指出，国家社会发展有两条线，一个是产业升级，一个是财税升级，人们

往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而忽视财税结构的升级，其实两者必须同步升级，如果只有产业升级，没有财税升级，很多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基础条件将跟不上，最终产业升级也会陷入停滞。因此要保持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持续性，财税结构升级就必须同步进行，这样两者才可以相得益彰。

6、对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陷阱问题提出了创新性解释，指出了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错误

笔者指出，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停滞，关键是其产业升级后，财税结构没有同步

升级，无法支撑其产业继续向前发展，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陷阱，反而让这些国家在陷阱中越陷越深，关键是方法错误，方向错误，治理手段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加强政府，结果朝削减政府功能的角度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不仅走不出陷阱，还会越陷越深，正确的方法是升级财税结构，让这些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

教育水平，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增加社会保障，这样产业结构的升级才可以继续。

7、梳理了世界税收结构升级规律

笔者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也是不断升级，指出了税收升级的三次革命，企业

税收、个人所得税、消费税，人类税收结构必须不断升级才可以适应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应该往加强个税和消费税的角度转型。

8、正确区别了罗斯福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重新解释了大萧条

人们一直将罗斯福新政等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澄清，指出罗斯

福新政的成功并不完全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的主张，而是因为重构了美国的财税体系，后者才是重要的，才是战后美国维持长时间黄金时代的基础，而凯恩斯经济学因为缺乏财税治理方面的内容，只能治愈基于生产周期的小萧条，对于大萧条则不能解决。

9、深入分析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新的税收理论

税收结构的升级，必须先有税收理论的创新，笔者从消费升级、科技升级、贫富差距升级、政府服务升级四个角度分析了经济发展背后的规律，并分别指出了税收征收方向，并提出了按品牌征税，超额资源税等主张。

三十四、新财税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危机问题，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人都是因为在经济危机的解释与解决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两人也因为在这方面的巨大成就而成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并分别在二十世纪的上下半页大放异彩。

同样是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主张用财政投资的方法解决，弗里德曼主张用货币宽松的方法解决，人们总是喜欢将两人看作是观点截然相反的两个学者，但是根据我的分析，他们应该是互补的，他们的分歧在于他们对经济危机的定性不同，根据我在《新财税经济学宣言》中的分析，人类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先后经历了生产型经济危机、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三个阶段。

但根据我的分析，凯恩斯更多的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生产型的经济危机，而弗里德曼更多是将经济危机看成是金融泡沫型的经济危机，因此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适用于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而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更适合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

生产型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就是生产下降，凯恩斯的政府投资主张可以扩大整个社会的生产总规模，从而让经济恢复，生产型经济危机主要是私人生产的下降，扩大政府生产正好可以弥补私人生产降低造成的缺口。

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股市的崩盘，而宽松的货币最容易进入的就是资本市场，因此弗里德曼主张的加大货币投放用于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最为合适。本次经济危机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之后，美国股市连续创出新高，也证明了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学在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方面的有效性。

但生产型经济危机与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都是市场型经济危机，都容易解决，而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则不同，政府债务危机核心原因在政府，就必须靠新财税经济学来解决了。

总之，当我们遇到生产型经济危机时就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解决，当我们遇到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时就用货币经济学解决，当我们遇到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时就用新财税经济学解决。当然一种经济危机往往是几种表现的综合，因此也可以综合运用这几派的经济理论。正如感冒一样，同时会伴随扁桃体发炎和发烧，但因为症状类似，所以用治理其他危机的方法去治理不同的危机也会多少有些效果，起码可以控制症状，比如本次经济危机本质是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但世界各国大部分采取的是货币学派的量化宽松政策，因此也从症状上控制住了经济危机，但对于最根本的政府债务危机问题却没有得到丝毫解决，这也就是世界经济并不会实质向好的原因。

从历史看，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危机的解决方案总是滞后于经济危机的演变，当凯恩斯找出解决生产型经济危机的方案时，生产型经济危机已经进入历史，大萧条后人类很少面临生产型经济危机，当弗里德曼想出了解决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的方法的时候，金融泡沫型经济危机也已经进入历史，毕竟学者的创新也是需要时间的，前面两位学者都是某种经济危机即将进入历史的时候才提出解决方案。

而现在全球面临的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本次经济危机也只是第一次债务危机发生在发达国家，这样看，人类认识与解决这一新型危机要走的路也才开始，但可以肯定的是解决这一危机不再需要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方法，我们需要做的是超越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工作。

但这次肯定不会等待时间那么长，因为政府债务型经济危机不是周期性危机，以前的经济危机都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一般经过三两年就自然过去，因此经济学家也没有解决经济危机的迫切性，但这次不同，政府债务危机不会自己过去，而是会变成长期性危机，直至债务被解决才会消除。

三十五、新经济思想的确立就是战胜民粹经济思想的过程

经济思想分为两种，一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一部分是民粹的经济思想。科学的经济思想是由经济学家来创造的，检验经济思想。而民粹的经济思想，则是民众自发产生的自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也就是符合直觉的思想，是看起来对人民有利，其实对人民有害的思想。科学的经济思想，与民粹的经济思想往往是相反的。

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就是不断的用科学的经济思想，取代民粹经济思想的过程。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做的都是这样的工作。

亚当斯密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他成功打败了贸易民粹主义，在亚当斯密时代，重商主义横行，重商主义其实就是“重出口主义”，人们宁可积累金块，也不要进口，亚当斯密提出进口也重要，提出双向贸易的重要性，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其实就是双向贸易的意思，从而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

凯恩斯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他打败了财政民粹主义，在凯恩斯时代，人们一般都信封财政平衡主义，政府借债遭到普遍反对，凯恩斯提出了经济危机时期赤字投资的重要性，对人类走出大萧条起到了关键作用。

弗里德曼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因为他打败了货币民粹主义，人们普遍害怕通货膨胀和货币超发，弗里德曼则提出经济危机时货币宽松的重要性，本次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根据他的货币理论制定的，对避免萧条的加剧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在人类走不出经济危机，又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在主导人们的思想，这就是税收民粹主义。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减税，比如在美国呼吁减税的特朗普成功当选了总统，希拉里则败选了。中国也一直在强调减税降费，但减税的结果就是债务的不断增加，中国每年的财政利息支出接近六千亿，每年财政赤字超过两万亿，累计财政债务几十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我们现在反对税收民粹主义，其实与亚当斯密反对贸易民粹主义、凯恩斯反对财政民粹主义、弗里德曼反对货币民粹主义是一样的，我现在做的是与亚当斯密、凯恩斯、弗里德曼同样的工作，这些思想必然会成为经济学最核心的支柱。

三十六、中国进行财税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财政难以长期持续

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全面转型的时期，政府在城市建设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只会增加，很难减少，2016年中国财政赤字已经高达2.6万亿，累计政府债务高达几十万亿元并且今后只会增加，很难减少，中国每年的财政利息已经超过五千亿，如果不进行财税改革，长此以往政府财政支付财政利息都会变非常困难，更不用说还清政府债务了。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将财政难题不停的留给后人，必须下决心解决。

其次税收关系到整体经济的增长，而财政赤字过大必然阻碍经济增长，每年大量的利息支出严重挤压了政府的财政投资空间，当国家投资掉下来后，民间投资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因为国家投资是一切民间投资的先导，是上游投资，如果没有国家投资先行，或是没有国家投资做基础，大部分民间投资根本无法启动，比如没有国家修建高速公路，就没有高速公路两旁遍地开发的工业园区和现代化工厂，没有国家修建地铁，就不可能有地铁沿线拔地而起的现代居民楼房，没有国家在电信网络方面的投入，也就没有各行各业互联网+的火热。

2、土地财政难以持续

中国本来就是低税收国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财政才得以维持，2013年4月，IMF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了IMF成员国一般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数据，中国在188个IMF成员国排名第146位，属于低税国家，但由于中国以前有土地出让金弥补政府财政不足，所以低税问题没有暴露，但随着土地出让金的减少，税收不足问题将暴露的越来越严重。

3、分税改红利已经吃完，中国需要“新税改”

根据新财税主义的经济思想，一个国家必须不断进行财税调整才能适应经济水平的提高，即使不能经常调整，也应该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大的调整才可以，

中国上一次大的财税改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中央连年财政赤字，国家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曾主持了中国的“分税制”改革，中国靠这一改革，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政府财政支出的需求，但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改革的红利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对财税体制进行大的改革，目前急需要进行第二轮的财税改革，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然中国税收不足的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

4、人民对政府公务服务和社会福利的现实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到来，人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人民需要清洁的空气，美丽的市容，干净的街道、需要顺畅的交通，如果这些政府做不到，人民就会充满怨气，但是如果要做到这些，就需要充足的财政资金作为基础，另外人民对社会福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他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福利，比如育儿补贴，比如失业救助，比如免费医疗等，这些也需要政府资金，这些并非人民的贪婪，而是由不稳定的经济社会以及越来越高昂的生存成本所导致的必然需求，反福利，漠视福利不仅违背民意，而且是根本是不科学的。

5、要建成世界最先进的中国模式，就必须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财税体系

世界竞争从根本上看是政府的竞争，是国家治理模式的竞争，国家治理模式在经济方面最核心的就是财税模式，包括社会保障模式、经济调控模式等都是财税体制的衍生物，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引领世界发展，能否成为世界其他国家争先效仿的对象，关键就是看这个国家能否创造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最先进，最科学，能够解决时代问题的财税模式。如果哪个国家能创造出这样的模式，并率先实行，那这个国家就将领导这个世界，上个世纪是美国，这个世纪希望是我们中国。

三十七、政府没必要忌谈增加税收

减税虽然可以短期赢得民粹拥护，但由于违背经济规律，必然失败，而增加税收、增加公共服务的做法看似会引发民众不满，但是实施三十七、政府没必要忌谈增加税收 后最终会惠及人民，人民也会因受益而支持。税收不一定都是不受欢迎的，比如 有利于缩减不平等的税收，有利于抑制资源浪费的税收，有利于抑制社会奢靡之风的税收，有利于抑制不良生活方式的税收都是受到欢迎的。民众一旦从高税收中享受到好处，也是不会反对的，比如在税收最高的北欧，几乎没人反对征税，而且一些领域的增税才能为其他领域的减税创造空间。

世界经济危机已经过去接近年，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一危机的根本办法，这是因为大家没有看清这次危机的本质，也就不会提出有针对性的主张。

面对现实，我们也认为财税改革目前是解决中国一切经济问题 的牛鼻子，是中国经济

改革第一位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真正关系到全局，并且可以突破全局的问题。

三十八、新财税主义改革的实践建议

1、 对新财税主义进行理论可行性研讨

中国最早进行的是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工作已经完成，其红利也基本完全释放，中国再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的空间已经不大，目前中国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注重的是产业层面，可操作空间也非常有限，中国有必要将改革焦点转到“财税侧”改革上，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2、对新财税主义进行深化研究以及更大范围的协同研究

新财税主义只是一个理论主张，但具体实施需要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协同研究，比如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哪些行业可以认定为机器密集型行业，哪些品类可以认定为生存必须品，哪些品牌可以认定为奢侈型品牌，哪些高科技产品可以免税，哪些政府专项收费可以恢复或是加强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调研工作。

3、可以建立地方试点，摸索可行性方案

可以在一个地方进行理论实践，在实践中摸索可行性与实践方案，理论只有用到实践中才可以检验其真正的价值。

总之，我们认为新财税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是科学的，是适合时代发展的，而且是中国和世界都可以通用的理论，一旦应用可以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