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和元：白宫内幕 特朗普为何会发动贸易摩擦

摘要：从特朗普于1988年接受采访谈到贸易逆差问题就可知，他和纳瓦罗是有天然的理念共识，只是自己的说法缺乏学理，需要有个学者来给他观念背书，同时在策略上给出建议。但必须老实承认，他们说的某些东西还是有些在理的。老实说，中国如真能跟德国一样市场化，中美贸易额应还可多出一千亿（买更多美国汽车、葡萄、牛肉……），而美中贸易逆差至少可缩小500-800亿。当然，美国逆差问题还是无解。因为他俩都没有涉及到美国双逆的实质——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结构问题。其实，只要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结构问题（美国再工业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一味的反比较优势这一基本经济规律，能真正推行下去我是深表怀疑的）存在，美国始终都将处于双逆态，就是打掉中国，最多也就换个逆差对象而已，就如当年打掉日本而将逆差对象换成中国一样。

白宫里的一场争执

9月11日，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而闻名天下的《华盛顿邮报》老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新书出版了，这本题为《恐惧：白宫中的特朗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的新书，尚未出版时，就已经令西方媒体为之轰动，当然也让特朗普为之光火。

这本书不独适合美国读者阅读，也适合中国读者阅读，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当下，尤其是为政者和其智囊们。

该书的第十七章专门讲贸易战问题。书中提到，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在贸易问题上试图向特朗普普及经济学常识，但徒劳无功。科恩向特朗普反复说明，美国经济如今以服务业为主，不应该按几十年前的观念，强行用征税等手段把制造业留在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

在加里·科恩看来，贸易逆差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可能是一件好事，让美国人购买更便宜的商品。因为价格具有竞争力，来自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的商品涌入美国。美国人在那些进口商品上节省了开支，从而有更多的钱用于其他产品、服务和储蓄。这就是全球市场的效率所在。

而在贸易和工业政策主任及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的支持下，特朗普深信，全球化使众多美国人失去了工作，来自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廉价商品造成了巨大的贸易赤字，损害了美国经济。

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科恩和纳瓦罗为此发生了激烈冲突。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一场会议上，科恩当着特朗普和纳瓦罗的面说，世界上99.9999％的经济学家都同意他的看法。对此，鲍勃·伍德沃德在书中的点评是：科恩的话基本正确。然而，可惜的是，他在白宫却孤立无援。

纳瓦罗则趁机接过话头，称科恩为“一个华尔街的白痴。”纳瓦罗的论点核心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中国等国家强加的高关税，货币操纵，知识产权盗窃，血汗工厂劳动力和松懈的环境控制等因素推动的。

纳瓦罗称，正如特朗普预测的那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吸走了美国制造业的血液，将墨西哥变成制造业强国，同时将美国工人赶到救济所。美国钢铁工人被解雇，钢铁价格下跌。特朗普应该对进口钢铁征收关税。

特朗普表示同意。

由来已久的认知

其实特朗普做出这种表态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早于1988年，他在金球奖终生成就奖得主普奥拉的采访时，就已经明白的表达过纳瓦罗的上述观点了。关于这点可详见如下截图，亦可搜索收看该采访的完整版本。只不过当时他针对的对象是日本而已。

当然，我们也必须予以说明的是，特朗普本质并不反华也不反日，他只反对任何美贸易顺差。1988年时，特朗普之所以反日，是因为当时对美最大顺差国就是日本，所以正如视频可见，在那时，他是真心觉得日本欠扁。而到了特朗普真的上台握有权柄时，恰好中国取代日本成了对美最大顺差国，所以特朗普也就由1988年的反日变成了反华了。做个假设，如果此时，对美顺差最大国不是中国而是德国或印度，大概他此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德国或印度了。

而这或跟他朴实的商人意识有关，在他看来贸易就该是对等的甚至是该顺差的，一旦逆差则意味着的是亏损。到是纳瓦罗，是真反华。只是目前中国是对美最大顺差国，而纳瓦罗又专门针对中国，这使得特朗普与纳瓦罗之间一拍即合。就特朗普而言，自己的观点缺乏学理，需要有个学者来给他观念背书，同时在策略上给出建议。

但我们必须老实承认，这两个王八蛋说的某些东西还是有些在理的。无可否认，其所述的中国因素——中国没有完全履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所做的经济改革承诺，且近年来似乎进一步偏离“市场原则”——客观存在。老实说，中国如真能跟德国一样市场化，中美贸易额应还可多出一千亿（买更多美国汽车、葡萄、牛肉、葡萄……），而美中贸易逆差至少可缩小500-800亿。

被他们忽视的问题的实质

但我们仍然得指出，上述原因并不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关键因素。因为，无论是特朗普还是纳瓦罗，都没有涉及到美国双逆的实质——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结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日本资本疯狂扩张的脚步，更是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为此，许多美国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开始坐不住了，他们纷纷游说美国政府，他们认为，要想解决其巨额的贸易赤字问题，就必须增加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本币贬值。为此，他们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与此同时，更有许多经济学家也加入游说政府改变强势美元立场的队伍，想以这种办法来改善其糟糕的国际收支状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85年9月22日，美国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签订“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

事实上早于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就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但遗憾的是，纵然如此，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贸易逆差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上述两国至今保持着对美顺差。

问题来，于美国而言，其贸易逆差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怪谁呢？难道日本德国也跟中国一样，都不遵守WTO协议要求？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

事实上，上述麻烦早于19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且美国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早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就指出美元存在不可解决的两难问题：

美元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美元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霸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美国，让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另一方面，随着美元的流出，和持续增长的赤字，会影响美元持有国对于美元信心，一旦有任何波动，会出现恐慌性的抛售。该命题的结论是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不能依赖任何单一国家来保障。

至于产业结构问题就更简单了。自19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玩起了轻资产模式，这一模式的结果是，美国的产业结构变成了哑铃型结构——两头（高精尖产业和农业产业）重中间（日常工业品）轻。譬如苹果、耐克们，除了研发和销售中心留在美国本土，重资产部分全外包给了中国。而其高精尖行业又长期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禁售。这种产业结构也就成了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源头。

正是基于此，我们可预见的是：只要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结构问题（美国再工业化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一味的反比较优势这一基本经济规律，能真正推行下去我是深表怀疑的）存在，美国始终都将处于双逆态，就是打掉中国，最多也就换个逆差对象而已，就如当年打掉日本而将逆差对象换成中国一样。

简单的说，正如《恐惧：白宫中的特朗普》（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一书所给我们呈现的，特朗普之所以那么热切的要发动贸易战，根本原因在于他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及由此而造成的对美国贸易之所以逆差缺乏深度思考所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