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丰慧：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与国际比较

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是一定的。在国家、资本、居民的三方分配中，一方拿走过多，另一方必然过少。作为最终消费动力的居民家庭拿走大头，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与不竭动力。我分析美国经济上百年持续增长的秘诀就是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始终保持在70％以上，而对应的三驾马车中，消费这驾马车的拉动力始终保持在7成。

那么，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与国际比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必须拿数据来说话。任泽平先生的《中美税负和基础性成本比较》一文中几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18.5％）高于美国（17.2％）和日本（17.5％）。中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占比61.6％低于美国（79.6％）、日本（75％）、德国（77.2％）和法国（73.7％）等。因此，中国收入分配的特点是政府高、家庭低。

反过来，欧洲国家政府在分配中拿走了大头，而居民家庭拿走小头，因此，经济处在长期的停滞不前状态中。好则，欧洲政府拿走的大头中都用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上，从而解决了居民不敢消费的问题，使得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拉动力。不过，再分配手段，无论如何都没有美国初次分配就对劳动力倾斜解决问题。

2015年中国的全口径宏观税负为33.9％，略高于美国的33％，美国减税后预计减少宏观税负0.8个百分点/年。中美差距继续拉大。

中国企业总税率（占利润的百分比）为67.3％，在世界处于较高水平，为美国的1.7倍。

中国社会保险（五险一金）的企业缴费率为43％，高于美国的13.65％。

中国行政事业收费项目仍保留较多，非税收入占比16.4％，美国联邦不足5％。

中国行政性灰色寻租成本、审批程序冗长、开办企业时间长等办事难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营商环境的成本。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78/190，企业开办时间为22.9天，为美国5.6天的四倍。

中国汽油、柴油、天然气、电力、土地价格分别为美国的1.6、1.3、4.5、1.3和2.6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解决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过大问题的对策，包括货币政策等传统放水做法不仅没有效果，而且将很快推高经济金融风险。唯一出路在于大力度减税降费。蜻蜓点水的小力度不行，必须大力度。大力度的参照物就是特朗普一次性将美国企业税降低14个百分点至21％。

过去经济增速在10％以上，国家从国民收入分配中拿走较多，由于水涨船高居民部门与企业尚能承受得了而且增量部分能够覆盖税费成本。而目前经济下行到7％以下，继续走低可能性很大。税费如果不大幅度下降，必将影响居民部门的消费，必将成为压死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力度减税降费是唯一出路。

任泽平报告提出的对策是这样表述的：加大力度减税、清费、降低社保缴费率，以国资充实社保，降低宏观税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带动消费和民间投资。降低宏观税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根本的仍是全面推动改革开放，营造低成本的营商环境，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事权和支出责任，精兵简政，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