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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和元:Top1%财产是底层50%十倍 因低利率

金融界网站 2018-09-21 14:09:30
摘要
超发的货币事实上在有形无形的以差序传导,来重新对社会财富予以再分配,并且这种再分配是以一种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加重社会对立的形式出现的。

斯蒂格利茨之忧

斯蒂格利茨最近撰文指出,涓滴经济学没有用!在这篇同名文章里,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住写道:我从1995年开始参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是所谓的全球精英开会讨论世界问题的会议。我从未像今年那样感到沮丧。原因是,世界正受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困扰。其中难题之一就是:不平等性急剧上升,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

这是一个不容我们质疑的事实,《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用了大量的数据,论证出这一命题是一个确凿的事实。只是他试图给出的解决方案,却让人瞠目结舌,因为他认为通货膨胀可以解决不平等。

货币的差序传导与不平等的扩大

那么,通货膨胀真的有助缩小贫富差距?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才是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或者说,不平等本身就是通货膨胀政策的产物。在这里本楼(政经天一楼)主想引述我在《通胀的真相》一书里所做的论述:

“超发的货币(通货膨胀)注入实体经济和市场之后,究竟会有什么现象跟着发生?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的货币总量的增加,也就是让社会里的钱变多了。其直观的后果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金钱的购买力下降了。这属于‘货币数量理论’的研究目标,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到李嘉图,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

大卫·休谟为了证明凭空印出纸币会导致物价上涨却没有任何积极效果,假设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均等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负责纸币发行的人就如同圣诞老人一样,听到了孩子们的祈求,创造了更多的钱,赶着他的鹿车在一夜之间把所有人口袋里的金钱都翻了个倍。休谟告诉我们:虽然每孩子都会为他们翻倍的金钱欢欣鼓舞,然而整个社会却并不因此而变得更美好,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在前面已做了相应的论述了——纸币成倍的增加了,但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会同步增加。当人们疯狂的冲到街上使用这些增加的钱时,唯一的效果是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几乎翻倍。我们的圣诞老人的辛勤劳动除了将单位货币的有效性予以稀释外,他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而弗里德曼的理论显然就是这样一位可爱但愚蠢的圣诞老人——他在他的‘直升飞机效应’理论里,他就坚持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直升机向下撒钱,将中央银行印出来的新纸币像圣诞老人一样按均等比例原则将钱撒到每个人头上。弗里德曼建立的‘直升飞机效应’模型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财富被重新分配的可能性。在这位可爱的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中立的。

但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却并没有圣诞老人那样的神通。我们姑且抛开对中央银行家们、政客们的道德的任何质疑。单一点,这些钱如何才能够均等的被分配到每个人手中呢?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能够像2008年的台湾那样,按人头每人平均发若干消费券或其他货币的形式实现。但问题还是没能够解决,几千万、几亿人同一时间获得这些货币,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难题。而获得的时间,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往往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如此一来,这些理论上或许可以中立的货币,但一遇到购买力这个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就不安宁了。

正如米塞斯在他的《人的行为》一书里所指出的,“决定货币数量的那些计划,绝不会对社会的所有份子都是公平的,那总是增进某些人群的利益,而使另一些人群受损。绝不会有所谓的大众福利。”

那些最早得到这笔新钱的人,可以使用这笔钱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为这个时候物价还没有受到超发货币的影响,可随着这批货币的入市,随着最早得到新钱的人的消费,慢渐的就抬高了整个社会里相应商品的物价。那些后来获得新钱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却发现他们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商品,而他们的钱却是圣诞老人均等发放的,他们并没有比最先得到新钱的那些人得到更多的钱。在这个时候,社会财富被再分配了。

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对于这笔新钱的流动,完全不是什么直升机平均的撒钱。这些新印刷出来的货币的流通,它严格遵循的,却是费孝通先生所形容的差序的格局。这里货币就是石头,社会就是那一湖的水,当货币这个石头被投入湖中时,然后再如周其仁教授所形容的如水似蜜的,一波波荡漾开。在这里获得新钱的多寡、时间,均取决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及的那种亲疏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称的亲疏关系是泛指人民在政策的收益程度。在2008年到2009年间的几篇文章里,我把这种货币的流通传导过程和机制称之为差序传导。在下面我将按照这个结构框架予以简要的分析。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当新钱流入市场时,并不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像变魔术般一下子按同样比例增加了。而是新钱从一个人的口袋,转移到下一个人的口袋里。现实情况是,第一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他们可以以较高的价钱购买力去使用这些钱,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第二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则是那些卖给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新钱就这样以一种差序传导模型,以贷款银行为中心,一个接一个,从一个人的口袋里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里,逐渐向外推移之至扩散到整个社会

正是在这种差序传导流通过程中,社会的财富被再次重新分配了。首先是那些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其次是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这些人得到了这笔新钱和收入,使用这笔钱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抬高了整个社会里相应商品的物价。而那些在差序传导过程中处于最外围的人,却发现他们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商品,然而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也正是通过这种差序传导流通,从而使得那些处于差序传导过程中心而较早获得新钱的人,可以隐蔽而巧妙的从处于差序外围暨那些较晚获得新钱的人身上掠夺更多的利润。

由此可见,凭空发行货币不仅会简单的抬高物价,还会造成其他更严重的后果,他事实上在有形无形的以差序传导,来重新对社会财富予以再分配,并且这种再分配是以一种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加重社会对立的形式出现的 显然,通货膨胀对缩小贫富差距是毫无帮助,相反,这种政策只会在差序传导机制下扩大贫富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进一步不平等。

其他危害:扭曲人们的价值观

除此之外,通货膨胀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由于那些较早得到新钱的人有他们特殊的消费习惯,他们的消费方式会和那些被他们征了税的,较晚或根本得不到新钱的人很不一样,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会改变不同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会改变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通常这些靠货币的超发而获利的人,往往更贪图于享受、更纵情于声色犬马,整个社会就会自觉的不自觉的朝着一个更为淫靡奢华的风气里转,人们会更偏重娱乐业,会有更多的沙龙、赌场。

另外,在一个通货膨胀主义主导的社会,人们更乐于投机而不是诚实的劳动。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 也正是因此,在通货膨胀政策下,人们只会更愿意追逐权力而不是追求市场的自由,从此整个社会步入一个逆向筛选的体制结构中。

怎么做:蒋硕杰的台湾经验是个好东西

《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刚刚在四月份发布了中国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问题的论文。我们来看一下当今世界研究贫富分化、资本积累、财富分配规律最权威的团队,是怎样看待中国问题的。(论文地址: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贫富差距的“赶英超美”

在2015年,最富有的10%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67%,最富有的1%的人群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为30%。

Top1%人均财产为835万元——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不过要注意我国人口基数,top1%的人群就有1400万人。而最底层50%的人群,只占有全体财产的6.4%。

1978-2015年,中国公有财产比重从70%下降到30%,私有财产比重从30%上升到70%。

上图比较有意思,蓝色的线是官方数据中top1%收入占全体收入比(注意,上表中是财产,这里是2015年的收入,不要搞混),红色的线是皮凯蒂团队根据各种相关数据修正分析后的top1%阶层收入。

可见,经过作者团队修正过的收入不平等数据要远远高于官方统计数据,可以说中国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被严重低估。

上图比较了1978——2015年中国、美国和法国各阶层人群收入的增长率。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最富1%收入年均增长8.4%,底层50%收入年均增长4.5%;美国的两组数据分别为3%和0。

可以看到,1978年的中国比美国和法国都要平等,而当今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法国,接近美国。

看完了收入再看财产,上图显示中国最富10%人群的财富同样完成了“赶英超美”——在2005年前后不平等程度超过法国,并飞速接近美国。

也正是这种现状,让我想到了我与周期天王周金涛先生在他去世前的一段有关发展与贫富差距扩大的对话,对话如下:

也正是这段话,又让我想起了蒋硕杰先生。1988 年后蒋硕杰先生预备由台湾回内地,无奈次年发生了那件大事,打乱了先生的行程。等内地安定,先生已经作古。此诚为憾事!如果先生再年轻十岁,而西渡回大陆,且能像他在台湾一样受重视,那今日中国会如何呢?我想可预的有二:1、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断不会有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原因就在于 2、他断不会鼓动当局随心放水,靠货币刺激。他一生无数次的怒斥靠低利率货币政策所致的通货膨胀(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是指通货的膨胀而不是指物价)只会导致五鬼搬家,而由有钱人、债务人去剥夺穷人和债权人利益。

记得他曾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一文里这样写道:“所得分配的更趋公平系台湾发展策略成功的一项附属效果,这与库兹涅茨等权威学者的看法相左。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得分配难免变得更不平均,而台湾所表现的实情却正好相反,于是引起多位国际著名学者的研究兴趣。

其实,由过去的事实分析,不难发现促使台湾能同时兼备经济快速成长和分配公平的根本原因,即在于采取吾人前述之两项正确的发展策略。第一,在适当的调整汇率后,采行贸易自由化和出口扩张策略,以使劳动力由土地密集的农业移向劳动密集的新出口产业。此一趋势表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幅度的增加,实质工资率也因而大为提升。第二,台湾于50年代早期即放弃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因而得免于过度选用资本密集和劳动节约的生产方式,或避免发非利用此种生产方法不可的产业,储蓄也因而流入金融机构,充裕了没有膨胀性的投资基金的来源。台湾的出口产业就在此种政策下蓬勃发展,就业机会大量增加,快速增加的劳工也因此得安插于新兴出口工业中,使得劳动阶层的实质所得大为提升。总之,台湾之所以能够兼顾经济成长和经济公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选择了前述的正确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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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率 贫富差距 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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