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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原因与应对

2018-11-08 09:29:54

金融界网站 韩和元

  作者: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韩和元   

摘要:目前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已经步入了问题期。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已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此外再加特朗普上台这一偶发性因素。当这三大因素叠加时,就发生了目前我们所经的这场贸易摩擦。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就对策而言,首在调整与美关系,不挑战只跟随,以此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而全力修内政。而内政方面,单经济领域而言,首在扩大消费。

正如标题,谈的主要还是目前激战正酣的中美贸易战。也正如标题所透照的,就这个话题,大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中美贸易战的事实,第二部分我将试图谈谈我国的应有之应对。当然,这个“应有”纯属个人主观意见。

一、贸易摩擦的事实

(一)导火索——巨额贸易差额的形成原因

首先,我们来谈谈,为何会爆发这么一场冲突。从目前中美双方的官方表述来看,两国都默认了巨额的贸易差额是个导火索。

这是近年来,美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相关数据,以2017年为例,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高达578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额为4610亿美元,但进口只有1170亿美元,中美之间贸易差额高达3440亿美元。这让美国人大为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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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的指控

对于这种现象,美国人给的分析和进而得出的结论的:1、出口方向,中国搞倾销;2、进口方面,中国不愿意开放市场,来公平竞争。正是这一出一禁,结果是大量的欧美企业受到冲击,相关产业要么破产,要么只能转移到中国,结果是制造出了大面积的铁锈地带,和大量失业产业工人。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结果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中美贸易大战。

说实在的,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指控,并非没有道理。

2、指控并非没有道理

首先表现在我们确实有倾销的嫌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的出口一直非常强劲,这得益于我们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几个事实。首先表现在我们的汇率制度上。我国采用的汇率制度是什么?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那么,何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谓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按照本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不时地干预外汇市场,以使本国货币汇率升降朝有利于本国的方向发展的汇率制度。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汇率在货币当局确定的区间内波动。人为压低汇率会有什么效果呢?效果是以外币计价的中国商品的价格会随之下降,而以中国的本币计价的外国商品的价格就会随之上升。结果是刺激了出口,而减少了进口。其次表现在出口退税上。常出国的人都会有一个切身体验,那就是由中国出口到欧美的商品,其价格往往会低于内销渠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原因是多样的,譬如,我国在政治上虽然是一个大一统国家,但国内却缺乏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将中国这个本可统一的市场,人为的分割成了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无数碎片化的小市场。而这导致信用风险溢价和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再加物流成本偏高,从而提高了企业在国内的销售成本。但出口退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2010年前后,为应对次贷危机,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当初的9.8%提高到了13.5%,部分商品高达17%,而进口国的关税往往低于这一标准,这个差额等同于中国政府给予了出口商补贴。以轮胎为例,当时的出口退税率为9%,而一般国家(以美国为例)的相应进口关税率为5%。因此,粗略的来看,由于现行出口退税率造成:出口退税率9%-进口国关税5%=4%。也正是因此,这些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就可以低于国内同类商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秦晖教授所指的低人权优势。在劳动力市场,工人无权组织自己的组织,来与资方开展谈判和对话,资方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这就使得我国企业的用工成本进一步下降。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欧美企业纷纷将产能向中国转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伤害到了其他国家相关产业。而随着相关产能的转移而来的是,大量原有产业的相关从业人员的失业。

其次,表现在不愿开放市场进行公平贸易。关于这个,我只举几个例子。首先,在欧美国家,我们会无处不见made in China这个标签,但大家环顾一下周围,你们能经常在国内市场上,见到你所购买的商品上有made in u.s.a,或者made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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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中国人跑去日本疯抢马桶盖和电饭煲。这些东西不是高精尖,我想日本绝对不会禁止出口。那么,为何中国的中产阶级还要天远地远的从日本抱这些家伙回国呢?为何不在国内市场购买呢?可信的解释是,中国市场的门槛过高,它们进不来。看看我们的汽车就知道了,虽然,满街跑的是奔驰、大众、丰田、福特,但又有几辆是真从德国、日本或美国进口的呢?还不多是中国政府要求的,必须以合资公司的身份出现,在中国生产的?!不愿开放市场还衍生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所指的,我们在知识产权上的不地道行为。中国现在引以为傲的一个重要项目,大概非高铁莫属了,而高铁正是欧美国家批评中国不尊重知识产权的一个重要证据。怎么说,我们都知道,高铁是刘志军通过“以市场换技术”换来的。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是否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有一定道理?!我个人的看法是不仅有道理,还很不充分。我觉得至少还可给中国两项罪名:

首先,是它不仅伤害了美国出口商的利益,更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同样的价格获得更高品质、更多消费量商品的权利。不愿开放市场的结果是,给了国内厂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结果是,进一步剥夺了消费者用脚投票的选择权。譬如,十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如果新西兰或其他国家的乳制品可以在国内同台竞技,我们的消费者还需要只在三聚氰胺三鹿和三聚氰胺蒙牛间选择吗?我想消费者一定会用脚投票给出答案。这又引出我将要指出的第二个罪状来。

其次,是这种政策,事实上在损害中国自身的国家竞争力。迈克尔波特就曾指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国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的竞争。而在如何建构地区竞争优势时,波特曾特别指出,应善待本国消费者,国内的消费者越是挑剔,越有助于本国企业培养出以顾客为导向的竞争能力。

这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存在的问题,接下来需要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因为我要话锋一转了。

3、把贸易差额的形成原因简单归为中国也不靠谱

正如前面所述,在国际贸易上,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要具体到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中国还真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先来看一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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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表很有意思,从这个表我们可见,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美国除对英略有顺差外,几乎是对全世界逆差。如果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根源是中国流氓,那难道这个世界除了美国,其他国家都是流氓?这是横向比较。

我们再来做一个纵向比较。

1950年代中后期——特里芬的发现。早于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其《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中就明确提到,美国早于195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国际贸易赤字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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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侦知,及敏锐的洞察力,他很快就做出研判,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会很快就将崩溃。原因是,“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一旦外国人手中积攒足够的美元储备,而要求将手头的美元兑换为黄金,美国有没有那么多黄金呢?这就是他的结论:黄金与美元危机。

1960年代——戴高乐计划。我不知道法国的戴高乐总统是否读过特里芬的这本书,但他确实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些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美国,沉淀在海外的货币,一旦多到一定数量,而大家一起将这些美元拿去美联储兑换黄金,那美国就必然会爆发货币危机,于是他呼吁日本、西德和他一起行动。可惜的是,戴高乐可谓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戴高乐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他自己却在国内选举中被选下了台。

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牙买加体系的确立。其后,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计划仍在进行。最后的结果是,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到国外的美元已经远远超过它所拥有的黄金数量,最后没有办法,尼克松于1973年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协议也正是宣告寿终正寝。其后粉墨登场的便是牙买加体系,但问题事实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在牙买加体系里,虽然国际储备和清算货币开始多元化,但美元仍是主要的结算与储备货币,占比高达70%。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还是需要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结算与储备货币,这种条件下,美元仍然在海外不断沉淀,如此一来,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仍然处于长期逆差状态。到1970年代末,这种现象就已经异常尖锐了。早于1977年,美国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鲁梅萨(Michael Blumeuthal)就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1980年代——广场协议。但于事无补,美国的贸易逆差依旧在扩大,且由于现在的美元不受黄金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美元一印出来就可购买他国货物,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又极为旺盛,这样一来,美国的贸易逆差额就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德美、日美贸易摩擦也越来越激烈,直到1985年进入高潮,标志性事件就是广场协议。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复述这段经济史,目的就是想表达,如果今天中美贸易差额的形成跟中国有关,那1985年乃至2001年之前,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一直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既然中国不在场,美国也会发生巨额贸易逆差,那就说明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有没有中国在场,它都在发生着。你说,能把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责任归因为中国吗?

当然,也有人说,当年日本之所以对美保持顺差,是因为当年的日本就如今天的中国一样,都是政府强干预的结果。这种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当然,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今日的中国确实像极了当年的日本。这是日本经济学家都留重人教授于1977年写的一篇论文,但从目录来看,我真的觉得就是在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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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于我的《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于2010年出版后,有读者评价说我喜欢大段大段的复制。其实不是,事实是中国在复制日本。甚至连低人权优势,与我们今天所在面临的环境危机,甚至中非论坛都复制自日本。

当然,我们也无可否认,当时的日本确实是政府强干预型经济。但问题在于,当时属于强干预型经济体的不独日本,连美国自身也是。1971年尼克松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本质而言,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美国的转变,或者是今天通行于世的华盛顿共识,是始于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之后。而英国比日本和美国就更甚。它跟它的前殖民地印度很神似,那就是在政治体制上,都采取了民主体制,但在经济体制方面,他们都采取了类计划经济体制。撒切尔是这样描述她指正前的英国的:“为祸英国的是,未能有效回应(外界崛起的这种)挑战。.......战后工党政府当选,建立了一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干涉主义结合的政府风格,欲重振江山。在总体经济方面采取凯恩斯财政扩张的政策,个体经济方面则让地区和工业依各种标准取得政府补助;并借直接取得所有权,或间接利用法令约束私人企业依照政府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使企业国有化。”

当时真正算的是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的,大概只有西德了。1947年,西德开始在弗莱堡学派的旗帜性人物艾哈德的带领下,以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为蓝本,开始在西德付诸实施。那么,弗莱堡学派是个啥学派呢?简单的说,它与奥地利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是同以阵营者,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同路人。该学派的创始人欧肯博士就曾与哈耶克、弗里德曼一起上过朝圣山,而艾哈德博士本人也是朝圣山学社的社员。就艾哈德的实践,他曾写过一本叫《大众福利》的书,后来英国人翻译过去了,英国人根据书的主题换了个书名叫《来自竞争的繁荣》。艾哈德先从经济部长开始,后来做过总理,他主导西德经济长达15年时间。这也使得德国经济深深的打上了艾哈德乃至弗莱堡学派的烙印。

我说这个想表达什么意思?想表达的是,贸易顺逆差与否,有时真与经济的干预和自由无关。干预的日本固然对美保持出超状态,而比美国更趋自由开放的德国也保持着对美出超的状态。所以,把美国贸易入超简单归因为某国对美流氓与否,这个理由也不成立。

(二)国际货币和国际贸易体系出了问题

那么,美国为何会长期处于入超状态,尤其是中美贸易为何会形成如此巨额的差额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与如下几个原因有关:

首先是我前面提及的特里芬困境。这个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在这里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概念。特里芬指出,由于美元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换而言之就是,如果美国要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霸主,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那么就必须保持经常项目下的贸易赤字,让美元流出美国,让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美元,因为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必须依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不断输入美元来增加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即国际储备)。这是我今年以来,观察中美贸易冲突时,一再提及的。

[编注:可以看作者的《要解决贸易逆差 美国还得从特里芬悖论入手》]

其次在于比较优势下的国际分工。何谓比较优势呢?为了便于说明这个复杂的理论,我们试图用一些情境来予以帮助说明。假定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荒岛,上面有两个人:聪敏的本和笨杰克。假设本能用10小时捕到一条鱼,并且用20小时建造一个茅屋。而笨杰克在上述工作方面的用时分别是:15和45小时。如果按照斯密的绝对竞争优势理论,那么本应搬离杰克,而去自己建屋和捕鱼。但李嘉图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聪敏本与笨杰克两人应该分工协作。让我们首先计算一下,如果他们用一半的时间捕鱼,另一半的时间建茅屋,他们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获得多少条鱼和建造多少个小茅屋。如果本花费1000个小时用于捕鱼,他将获得100条鱼,或用1000个小时建造茅屋的话,他将建造出50个小屋。而杰克呢?他用同样的1000个小时捕鱼将得到67条鱼,或搭出22座小屋。因此,在该岛上两人合计有167条鱼食用,有77个小茅屋居住。但如果他们进行专业分工,情况又会怎样?譬如本将他的时间全部用在建茅屋上,他将建造100个小屋。杰克专注于捕鱼,他将带回133条鱼。如此,仅仅通过专业化,该岛的产出就戏剧性地增加了,虽然笨杰克在两个任务上的能力都要小得多。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怎么进行专业化分工呢?让我们再次返回到上述场景里。由于本搭建一个茅屋所需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花费时间的两倍,每建起一个小屋,他要放弃捕两条鱼。但是,杰克建造茅舍的时间是他捕一条鱼所需时间的3倍,他每建起一个小屋就要放弃3条鱼。因为对于本而言,建造茅屋所要做出的牺牲较小,他就应当建造茅屋。

而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里,美国显然扮演着聪敏本这样一个角色,而中国无疑就是那个笨杰克。无论是捕鱼(中低端产业)还是搭建房子(高端产业),美国这个聪敏本确实并不输于中国。但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既然“中国这个笨杰克愿意用比我们自己养活自己的‘成本’少的‘鱼’(中低端产业)来养活我们,那就让我们用中国的产品。而我们自己则将这些时间和资源,用于做其他更适合我们做的事情——建房子(高端产业),而不是又去建房子又去捕鱼。”

事实上美国的商人们也是这样思考的,这也就是国际产业分工得以进行的根本原因。 而美国事实上走的比这更远。在1970年代,美国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轻资产运动,这是一场有关价值链的再分工运动。何谓轻资产运动呢?就是美国商人仅将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和销售保留,而将重资产部分全部以代工的形式 ,转移到了日本、韩国、台湾、香港、东南亚直至转移到我国。在这种分工机制下,美国的贸易能不逆差吗?!

其三是禁售。我们前面说过,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体系下,美国就是那个聪敏的本,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分工中,他应该承担的是搭建房子(高端产业)这个工作。而中国这个笨杰克则恰好相反,他将承担的是捕鱼(中低端产业)这个工作。这种结构本可如李嘉图所构想的,真正做到优势互补。但遗憾的是,美国这个聪敏杰克,确实是在搭建房子(高端产业),但同时却又在大搞高端产品禁止出口。问题就来了,你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却死活不肯出口,这贸易你说咋平衡呢?!当然,这个我在前面也批评过了,我们的中国本身也是大有问题的。这个我们自己的检讨。

其四是统计偏差。我们前面说过,美国在轻资产运动下,只保留了研发和销售这两环,而将需要重投资的生产全部转移到了他国。明明是美国公司在美国拿的单,只是转手扔给中国企业代工而已。更为要紧的是,中国还仅仅只是一个组装工厂而已,重要的元器件还得从日本、韩国、台湾进口。但在统计上,这个单所形成的贸易额是全部算在只在利润额最低的组装环节上的。

我认为,这四大原因才是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根源,尤其是特里芬困境。如果该问题不能获得解决,那么哪怕就是这次美国把中国给彻底打垮,美国仍然无法解决其逆差问题,只不过是将最主要逆差对象从A转到了B而已。这个戏码事实上已经上演过,广场协议后,日美贸易差额确实得到改善,但其贸易逆差扩大的事实并没有获得解决,只不过从日本转到了中国而已。

当然,这锅也不能由美国一国背。事实上这也深刻的揭示出了,目前的国际货币和贸易体系本身出了问题。

虽然,布雷顿森林协议体系崩溃了,但特里芬难题事实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整个世界仍以某主权国家货币美元为中心:从多元储备体系的现实情况看,美元仍占有很大优势,在国际贸易结算方面,它占额高达70%。这就导致,这种多元储备制,不论其币种和内部结构如何变化,但国际清偿力的需求仍要靠美元的逆差输出来满足。也就是说,当年在布雷顿森林协议里,特里芬所提出的悖论实质上是没有变化。这也就决定了,牙买加协议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体系,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我们甚至可以预言,牙买加体系也终将逃脱不了布雷顿森林协议般崩溃的命运。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不是针对美国,而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特里芬难题”告诫我们,依靠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必然会陷入“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 这也自然包括雄心勃勃的中国。

[编注:可以看作者的《人民币要重蹈美元覆辙 先解决特里芬难题再说》]

当然,我们也必须得予以指出,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所批评的,虽然中国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差额的根源,但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倾销和不够开放的嫌疑,无疑恶化了这种趋势。我们曾做过一个测算,假定中国能像德国那样自由开放,那么,中美间的贸易额会因而而扩大1000亿美元,而贸易差额也会随之下降500-800亿美元。很简单,我们可购买更多美国汽车、牛肉等等,这也确实会给美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再扩大到全球范围,我想贸易额会再增1500亿美元,这又将为欧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呢?!

(三)修昔底德陷阱和亨廷顿冲突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单纯因为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出了问题,贸易双方会起冲突,就如当年法美冲突一样,但肯定不是像中美今天这样剧烈。

那么,除了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出来问题外,还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亨廷顿的冲突论值得我们重视。而这不得不提到他那部写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这本书里亨廷顿就已经早早的预测了未来冲突的根源。在该书的第九章的第三节里他就曾这样写道: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注意均势一词——本楼主注)。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于2011年写的,于次年3月出版的我的《全球大趋势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一书里,曾就中美关系做过如下研判: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冲击。而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差异,也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但中国崛起的道路却并不是一片坦途,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艰难和坎坷。中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莫大的兴趣。对此,一些爱国民众为之沾沾自喜。但我却认为,这是祸而不是福。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传统西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商业来往会加深彼此的利益的一体化,从而让彼此间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同盟,让彼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商业活动将是一股重要的维持和平的力量。

但亨廷顿认为:“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7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好像一切还真就如当年预判的那样。

当然,对于亨廷顿的观点我也是批判性接受,或者说,对他无限放大文化的差异表示并不甚认同。我反倒更为倾向于认为:国与国之间,在利益一致时,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譬如,毛主席执政时期,中美价值观差异肯定远大于今天,但美国了为抗击苏联中国亦要抗击苏联,当二者利益趋于一致时,正如尼克松和福特们所做的,这种文化的差异还真不是个事)。当然,一旦利益冲突,这时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就会被无限放大。而中美之间利益的分歧来自哪里?事实上亨廷顿也早已给了我们答案——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正是这种位势的改变,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换言之,中美的这次冲突其实就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故名之。正如修昔底德陷阱这个定义所描述的,这场冲突固然有美国想固守目前位势的因素在里面,但中国也并非毫无责任。对于今天中美之间的冲突,其实北京共识vs华盛顿共识、中国梦VS美国梦、G2这些词汇就说明了一切。下图为韩国人眼里G2定义下的中美关系。其实何止韩国人是如此看的啊,东南亚、欧洲乃至中美自身无不如此——中国接受这一提法,其实就已彻底暴露自己想取代旧日苏联,与美国同列超级大国的真实想法。胡鞍钢就有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

对于这一块关注的比较多的是,班农和纳瓦罗。尤其是纳瓦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反华。纳瓦罗的两本近著分别为《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2011年)和《卧虎:中国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2015年)。也正是基于对特朗普团队观念的认识,我于2017年1月7日所发布的公号文章就特别指出,中国将是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战略重心。“根据小布什政府全面启用“美国新世纪计划”,而该智库关注的焦点是中东石油,小布什的战略就在中东的经验来判断。如今纳瓦罗们的关注焦点在中国,那么,可预见的是,未来特朗普政府针对的焦点将是中国,这或是确定的了。只是,中国做好了应对的方案了没有呢?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并没有做好应对之策。

以上就是我对中美贸易战的事实所做的有关汇报。做个小结:目前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已经步入了问题期。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与国之间的均势,已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外加特朗普当选这三大因素叠加时,就发生了目前我们所经的这场贸易战。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目前中美贸易战的事实。

二、如何应对

(一)最大挑战在内不在外

面对这种局面,那么我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将是我们接下来所将面对的问题。如何应对,我认为我们得首先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当前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正如我2015年所提到的,有人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危机,在于“修昔底德陷阱”危机。但我个人却固执的认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中等收入陷阱。在于长足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镀金时代的创伤。在这点上,我倾向于认同,目前的中国真与1890年代的美国相似。正如马克吐温在其小说里表达的,那时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都刚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那是一个看起来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在一片繁荣下,却是人性的异化、物欲的横流,社会上投机取巧、巧取豪夺,吏治腐败,贫富差距悬殊到足以让人为之沮丧。一直困扰中国的东西部、城乡和国企与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倒在日益固化。同时,被固化的还有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虽然在政策的提法上,一直在喊要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但成果并不明显。我们仍然处于出口导向这一既有的经济结构中。贫富的悬殊与以出口为主的结构一旦冲突,我们真会陷入危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国是没有内部经济的国家,如果随着欧洲和美国不买我们的产品,那么我们虽然不至于无法生存,但也确实会非常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与我国居民并不富足的事实,决定了目前的经济结构,让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更为要紧的是,随着国内土地成本的日益高涨,人口红利的消失,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而决策者可能认识到了这种趋势,但长远的战略往往让位于临时的应急机制,基于保增长保就业的诉求,一味的只顾眼前利益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这种政策事实上支撑了既有的产业和经济模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很可能无法享受到像越南、印度这样的新兴工业国大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相反,由于新兴工业国加入战团,而使得国内产业疲敝。也就是说,在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在低端产品上,我们无法与越南、印度等国展开竞争,而在高端产品方面,我们又无法与欧美国家展开有效的竞争。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会尴尬的卡在中间。此外,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它不仅造成了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也造就了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凡此种种,所以我个人偏向于认为,我们当前的最大挑战,在内不在外。

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在《G2与修昔底德陷阱》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目前中国国内问题一大堆,中国的麻烦绝对比美国严重:名实不符肯定不如美、君臣(政府与人民)不隔肯定不如美、地无遗利肯定不如美、人无弃才肯定不如美.....在这样的环境下,营造好的国际环境、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如1895年后全力修复镀金年代的创伤的美国一样,全力修内政是最佳选项。事实上梁任公也持有这种见解。在1913年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里,就曾提到:预确保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其枢机首在外交。他告诫内阁,自前清之季,往往用小智小术以对外;今政府务反其道。目的是,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政。为此,个人认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归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战略,聚精会神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

(二)跟随而不是挑战

而这项工作的关键中的关键又在于避开修昔底德陷阱。那么,问题来了。修昔底德陷阱能不能避开呢?历史经验来看是可以的。美国就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常把美英联在一起,把他们视为一个共同体。但在1880年代之前,美英的关系可不好,两轮的英美战争就是证明。就是此后,两国也没有平息彼此的敌对情绪。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893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一贯有末日情结的美国,这种情绪再次发作。当时,美国上下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不知如何是好。未来该怎么走,如何才能走好。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1、结束与英国的敌对态度,2、确立了有别于英国的马汉路线。所谓马汉路线就是基于政治和财政成本考量,美国不再像英法等老牌帝国一样,直接抢占殖民地,而只要求通商。也许当时的英国人不知道,马汉路线的提出已经为它所主导的狂抢殖民地模式敲响了丧钟,当时他们或许还会想,这下好了,这个世界都基本被瓜分完了,这家伙要真想加入,那还不得像德国一样,得跟我们抢啊。就这样,美国完美的回避了与英国的正面冲突。此外,最初美国也并没有加入英国、法国的协约国体系,跟着英国去跟德国对抗。他的原则很简单,示弱,你们英国和德国打吧,我能力不足,玩不起。而到一战结束,英国、美国、法国搞国联,但英国人说我要主导,美国人说你搞吧,自己退出。总之,不跟你直接对抗;到1920年代英国要恢复金本位,为防止黄金流入美国,英国人要求美国降息,美国人就老老实实的这样做了。为此,罗斯巴德就认为大萧条是美国维护英国体系而支付的成本。事实上就是二战结束后搞的布雷顿森林协议也是英国人提议搞的。也就是说,美国在1895年至1945年,一直坚持的一个国策就是不与当时的国际秩序主导者英国直接对抗。

也正是基于对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里就提出,大国崛起最好的路径是跟随当前国际秩序主导者,而不是直接挑战。事实上美国人于1895年-1945年的政策已经证实了这一路径是对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条成本最低的路线为何偏不走,而非得走成本高的那条路呢——看看1890年-1938年直接对抗英国的德国的命运就知道了。

更何况,今日之中国,远没达到1890年代美国的发展高度,你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吗?当日美国的经济总量可是英法德等国的总和。你主导过一次产业革命吗?没有啊!当年牛气如美国者,尚且不敢贸然挑战。那么,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来挑战目前世界秩序的主导者。所以,我认为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恰当的战略是,学习1890年的美国,将对国际秩序主导者的挑战权让渡于他人。而不是学习当日的德国,去主动发起对主导权的挑战。否则,就如德意志帝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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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开放

那么如何跟随,如何从新调适于美国的关系,我认为更为全面的开放是个不错的办法。事实上全面开放,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不独符合欧美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我们为什么要搞一带一路战略啊,我们为什么要打撒币援助非洲啊,很简单,我们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需要走出去了。不独中国英美日无不是如此。譬如英国,伴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给英国提出了需要更为广阔市场和更多商品需求供应地的内在要求。克莱门特·亚当斯就曾这样写道:“我们的商人发现英国的日用品和小商品在本国的城市和乡镇中只有很小的需求,在我们周围,这些曾经对我们来说很陌生而新奇并且渴望得到的小商品,现在却司空见惯到我们经常会忽略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价格在下降。虽然我们出口时自付运费到外国的港口,但是进口时所有的外国商品都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而且商品的价格也有相当大幅度的提升,正是因此,一些勇敢的伦敦市民决心进行一场新奇 而又充满危险的神秘探险。”托马斯·爱德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开拓出新的市场,而单靠业已饱和的国内市场“这个王国的经济必然会停滞不前,且还将逐渐衰退”。 1980年代日本之所以大规模援华,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在其自身内需和主要出口国市场饱和的前提下,他迫切需要培育一个新市场,来安置它开始过剩的产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会怎么看你?你中国都怕被人击垮你的产业,而不敢全面开放。那我们就不怕被你击垮啊?!然后统统搞贸易保护,这样的局面符合中国的利益吗?

更何况全面开放真不是洪水猛兽。有人对全面开放表示了担忧,说实在的担忧是必要的,是可理解的。一个孤立存在的地区,突然到来的野生物种,由于缺乏天敌,而会疯狂生长,从而导致生态失衡。事实上不独物种遵循这一规律,国家企业也是如此。拉美多国在开放下,本国企业完全不具竞争力,最后包括金融、能源、农业等关键产业,悉数为外国资本控制,如巴西、阿根廷概莫例外。但在中国,这种担忧似又有些多余,譬如原来我们一直担心外国人垄断中国的零售市场,结果沃尔玛、家乐福全线后撤了。最新的新闻是:家乐福最终卖身腾讯,退出中国市场。

家电行业亦是如此,如今在中国的卖场,你已经鲜能见到其他国家的品牌了,更不要说由外资一统家电市场的天下了。而如今连电影市场也表现出这种势头了。暑期已经结束,国内票房收入再创新高。据某专业版APP数据显示,截至8月28日18时,暑期档已斩获票房169亿元,超越去年整个暑期档的163.57亿元。再次刷新暑期票房纪录。从票房排名来看,前四位《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侏罗纪世界2》、《一出好戏》分别获得票房成绩30.97亿元、25.04亿元、16.95亿元、12.95亿元,收入均迈过10亿元门槛。此外,《巨齿鲨》、《摩天营救》、《狄仁杰之四大天王》、《邪不压正》、《爱情公寓》、《蚁人2》挤入票房排名前十位。在这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国产电影保护月”正式取消。也就是说,2018年的暑假档期,国产电影已经脱掉保护服,而与进口片进行同台竞技了。在此之前,大家莫不对今日捏一把汗,盖因好莱坞惯有“好莱虎”之称,大家一直担心市场开放后,双方交锋时国产电影会溃不成军。但从今年暑期档的表现来看,世界鼎鼎大名的“好莱虎”也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国产电影获得的票房明显高于它们。连国产的电影都可战胜好莱坞,由此可见,全面开放,并没有啥可怕的?

其实,政府只需牢牢把握住反垄断这个大棒即好。无论中外企业,大到威胁市场的充分竞争,就立马肢解,让它无力挟持一国经济。可见,问题不在开放,而在于政府是否在反垄断上有所作为。

(四)需将经济模式由原来的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正如当前的贸易战给我们的警示:缺乏内部经济,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沦为外部世界的人质。要想不成为外部世界的人质,我们所需要的做的就是积极的将自己,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型转变。在投资已经居高不下的环境下,要想扩大内需,关键就在于扩大消费。只有这样才可以直接缩小“经常收支平衡”,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调整汇率带来的国内经济不平衡(出口产业衰退),使我国走上国内外协调的对外平衡之路。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屡屡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外国产业结构的摩擦,这表明现有的国际分工不平衡。当然,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国际分工的需要,这一过程是痛苦的,会因此造成大量的失业和企业倒闭。但我们还是得指出:如不忍痛实现这一目标,那么我国将要成为世界的孤儿,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如若回避将是此路不通

那么,如何启动内需扩大消费。我认为以下几点很关键:

1、调整当前的以房地产业支柱化的战略。原因很简单,樊纲的六个钱包说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为买一套房,将六个家庭的收入掏空,这也就意味着,把六个家庭的消费挤出了。樊纲的说法事实上得到了有关数据的支持。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8年我国全面实施住房改革为止,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徘徊在50%左右。但是自房改后的1999年开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开始逐步下滑,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更是跌至35.3%,远远低于当期美国的70%,也远远低于60%这一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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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2012年我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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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010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动情况

除对消费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外,高房价还有几宗罪,首先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李嘉图就认为,促进生产力发展就需要增加资本积累,其源泉来自纯收入。而妨碍资本积累的原因在于将纯收入用在了非生成性消费如地租和赋税上——辛辛苦苦赚几百万,赋税和租金一加还能赚几个?赚不到钱何来资本积累何来再投资?对吧?!此外就是对创业的挤出。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动不动就是30、40万,甚至上百万,而这笔资金完全可以支持几个年轻人,带上他们的激情走上创业的道路的。如果条件再差些,再不济几万块至少也可以租到间铺面,开设个商铺什么的吧。可惜的是,他们的资金被房子的首付和以后没完没了的月供冻结了。因为从大学毕业到能够凑足创业所需的那点启动资金的时候,他们也大多到了需要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了。为此,姚中秋就感慨道,“高房价带动的房地产繁荣,似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了住房的人们,都从中获利巨大。但是,这种畸形的房地产制度所导致的房价畸高,不仅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也在摧毁社会的活力,因为,它在年轻人的身上施加了空前的重压,让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再次就是高房价正在扭曲人们的价值观。一个关于房市的新闻是,某上海买房者于2015年年6月份买的一套房,到2016年6月涨了500万,涨了百分之七八十。工作再辛苦努力不如买套房,成为很多购房者的内心写照。在这样一个时代,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是啊,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还能安心的工作。在郁金香泡沫期,荷兰出版过一本叫《对话录》的书,书里就这样质问道:“如果能够以这种方式赚钱,商人还需要苦心经营?冒险家还需要冒着无比的风险,跑到海外去销售商品吗?孩子们还需要学习技艺吗?农民还用得着在田间辛勤劳作吗?船长还需要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谋生吗?军人还需要为了那点微薄的军饷而去干冒生命的危险吗?”英国的第一位首相华尔波尔也曾对泡沫化异常愤怒,他对南海泡沫就这样定义:“这将会是扼杀我国工商业天才的一次危险的股票投机行为。它会像危险的恶魔一样,使人们沉睡在财富从天而降的幻想之中,不再相信踏实的劳动,它会把人们引向歧途。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无比邪恶的,它只会让大众陷入长时期的疯狂而不能自拔。”

2、稳定货币。近三十多年来,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其不平等性都在急剧上升。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而来的是消费会受到抑制。很简单,凯恩斯的需求理论的三原则说的很明白: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平均消费倾向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单纯的依靠有限的富人来促进消费的增长看来是不现实的。而贫富扩大之所以会出现,很多左翼学者,习惯将其归因为里根和撒切尔所激活的自由主义。这种指控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很简单,台湾在哈耶克的学者蒋硕杰及邹至庄先生们主导下,进行了两轮全面的自由化运动,但结果是,台湾并没有因为自由化而出现贫富悬殊的进一步扩大。他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启示》一文里这样写道:“所得分配的更趋公平系台湾发展策略成功的一项附属效果,这与库兹涅茨等权威学者的看法相左。他们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得分配难免变得更不平均,而台湾所表现的实情却正好相反……第二,台湾于50年代早期即放弃人为的低利率政策……,使得劳动阶层的实质所得大为提升。总之,台湾之所以能够兼顾经济成长和经济公平,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选择了前述的正确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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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滥发货币为何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呢?我们可做这样一个情境:在一个滥发货币的社会,当新钱流入市场时,并不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像变魔术般一下子按同样比例增加了。而是新钱从一个人的口袋,转移到下一个人的口袋里。现实情况是,第一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他们可以以较高的价钱购买力去使用这些钱,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第二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则是那些卖给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新钱就这样以一种差序传导模型,以贷款银行为中心,一个接一个,从一个人的口袋里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里,逐渐向外推移之至扩散到整个社会。正是在这种差序传导流通过程中,社会的财富被再次重新分配了。首先是那些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其次是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这些人得到了这笔新钱和收入,使用这笔钱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抬高了整个社会里相应商品的物价。而那些在差序传导过程中处于最外围的人,却发现他们要花更多的钱去购买商品,然而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也正是通过这种差序传导流通,从而使得那些处于差序传导过程中心而较早获得新钱的人,可以隐蔽而巧妙的从处于差序外围暨那些较晚获得新钱的人身上掠夺更多的利润。由此可见,凭空发行货币不仅会简单的抬高物价,还会造成其他更严重的后果,他事实上在有形无形的以差序传导,来重新对社会财富予以再分配,并且这种再分配是以一种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加重社会对立的形式出现的。 显然,通货膨胀对缩小贫富差距是毫无帮助,相反,这种政策只会在差序传导机制下扩大贫富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进一步不平等。

3、解放和给农民赋权。在我国,消费之所以一直不能启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农民的收入长期增长缓慢。而农民的收入之所以增长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居民不同权。正是这种人为因素,制度性的抑制了他们收入的增长,而这又集中体现在资产性收入。我们的建议是,以这次贸易战为契机,启动户籍制度改革,这种改革不仅要表现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城乡间的平权,还要表现在土地上的平权,以此来确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使其能够像城镇居民的房产一样可以交易,以此使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这方面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或可给我们以经验。与当前的中国非常相似,当年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而来的是日本农村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表现在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迁徙,另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发展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就这方面而言,日本的态度是:非常重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对于征用地,他们大多采取高价赎买的政策。也正是得益于此,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日本并未形成像中国这样发生的“失地农民”这一群体。相反,出售土地后的农民成为市民有了第一桶金,依靠售地所得的原始资金,或投资于城市房地产,或经营中小企业,这对日本经济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也成为了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我国台湾地区二战后的土改更是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如何把握土地改革的改革红利。台湾经济发展的起点是土地改革。一种两项重要政策是“公地放领”和“耕者有其田”。所谓的公地放领就是政府把日本人退出台湾之后还给台湾政府的土地收取一定价格卖给佃农,当时放领的价格是土地当时年收获量的2.5倍。至于耕者有其田政策,则是规定地主最多保有水田三公顷,旱田六公顷,剩下的土地政府全部收购,然后与公地放领一样,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农民。由于当时政府财政紧缺,所以土地收购时,政府并不是给钱,而是以食物债券和政府发行的公营事业企业的股票做抵。比较有意思的是,将收购土地的股票全部划给地主之后,一些会做生意的地主便拿着股票到股票市场去操作赚钱,进而形成了台湾第一批民间企业家。

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城乡平权,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确保土地及土地附加物如房屋能够交易,才能确保农民得到合理的财产性收益。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使一部分农村人口,能够像当年的日本和台湾地区一样,有创业的资本能力、有到城镇购买住宅的能力。再在政府同等的教育、社保和其他公共服务政策的配合下,才能藉由他们的这种能力使国民经济增长重新获得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推动力,才能使基本中断的城市化进程恢复起来,才能按着谭华杰、王健林们的设想,朝着75%的城镇化率前进。将涉及到的近3亿人口,由流动型消费转化为定居型消费,如此以来不仅会带动住房消费,还会因此进而带动工业制成品消费和其他基础设施消费,可释放的消费潜力巨大。

4、打破行政壁垒,建立统一市场,降低交易费用。正如我们在开始所讲的,目前我们是对外国市场开拓有余,而对国内市场建设不足,使得国内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首先表现在导致国内资金循环出现问题的信用体系建设滞后,并造成信用风险的溢价,这属于国家干预的缺位造成;其次表现在导致国内商品流通出现阻滞的物流系统建设滞后,并造成企业销售成本的上升,这属于中央政府干预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预不当。更为重要的是,各行政单位以区划为限,设置了重重的贸易壁垒。譬如你在湖南很难看到广东香烟的销售。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些壁垒,建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那交易成本自然会下降,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这就会出现收入效应,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也可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这在当下也将具有丰富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以上就是我个人主观认为的应对之策。总结一下就是:调整与美关系,不挑战只跟随,以此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而全力修内政。而内政方面,单经济领域而言,首在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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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江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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