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东：依靠改革开放 应对内外冲击

文|潘向东、刘娟秀、邢曙光、陈韵阳

事件

中央政治局12月1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正文

1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振市场信心

会议强调“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首先，2018年基建投资和消费增速下行，三季度经济下行出现加速，但在出口和房地产投资高增速的支撑下，完成全年6.5％的增长目标问题不大，但2019年出口和房地产投资趋于回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加上贸易摩擦等海外风险的不确定性，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略低于6.5％。其次，所谓“六个稳”，本质上是稳增长，尤其是稳就业和稳增长高度相关，这也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们依然要保持一定经济增速的原因。再次，会议提到“提振市场信心”，股市和经济是高度相关的，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可以避免经济过快下行与股市下跌的负反馈效应，同时，注重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与长期健康发展，激发市场活力，也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

2 强调依靠改革开放，应对国内外冲击

2019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国内外各种冲击，如何才能做到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六稳”，并提振市场信心？会议重申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实际上是在强调依靠供给管理来实现经济增长。

第一，需求管理只能熨平经济波动，不可能使经济增速偏离经济增长路径（潜在经济增速）太多，而经济增长的源泉则来自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等，对于转型国家，制度改革也很重要。发达国家的制度比较成熟，对外开放水平较高，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阶段，更偏重利用需求管理政策，熨平经济波动。但是中国作为转型国家，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待完善，很多制度可以迅速改善，比如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提升潜在经济增速，增加经济的供给能力。

第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逐渐接近发达国家，“后发优势”越来越弱，同时，资源方面的约束也越来越强，加大对外开放，不仅有利于扩大外需，实现需求扩张，还有利于中国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本、资源，实现供给扩张。

第三，包括制度、产品等方面的有效供给增加，还可以促进需求扩张。中国不缺高质量需求，缺少的是高质量供给。在缺乏有效供给时，由于居民的消费边际效用递减、企业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需求管理的效果会越来越弱，而且还容易引发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等。过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三去”政策属于供给侧做减法，而现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取得一定成效，供给侧做减法最剧烈的阶段已经过去，需要供给侧做加法配合市场化改革，来打开被抑制的需求，会议提到的“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也是如此。

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需求管理不重要。虽然我国有效制度供给可以迅速扩大，但在进程上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而需求管理可以迅速稳定经济，保障就业和社会稳定，从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本次会议没有提及基建、房地产相关信息，但不代表这些不重要。需求端，出口、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消费增速均有下行压力，基建投资有望反弹，是托底经济的关键点之一。受制于资金来源与终身问责机制，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经历断崖式下跌，2019年有可能在资金来源方面有所放松，一是保证地方平台合理的融资需求，二是对非标的定义或投向基建的非标有所放松，三是增加专项债发行额度，我们预计2019年新增专项债额度有望超过2万亿元。同时，在激励机制方面也可能完善，会议强调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或许就有此意。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增加，也不排除房地产政策微调，事实上，由于房地产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抵押品，只要货币宽松，房地产行业多少都会受益。

3 打好三大攻坚战，重点仍在防风险

10月31日政治局会议没有提三大攻坚战，各大会议和报告对去杠杆也有所淡化，这次政治局会议再提打好三大攻坚战，可能是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一般是为后续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按十九大报告的要求，打好三大攻坚战是2018-2020年的重要任务，作为年度级别的会议，打好三大攻坚战的长期目标不会因为短期的国内外环境而改变。

虽然本次会议没有提及防风险的具体内容，但是我们认为，2019年防风险可能是三大攻坚战之首。2019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由于经济增速下滑，以及价格低迷带来资产负债表缩水，一些潜在的经济风险也会逐渐暴露。这就需要继续把防风险当作重要任务，否则，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影响到稳就业、稳金融等重要目标。那样的话，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更是无法进行。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包括海外风险，地方债、房地产风险等。海外风险：一是美国紧缩政策对全球经济与市场的冲击；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如果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体都难以独善其身。地方债风险：我们根据Wind口径城投债融资平台有息债务进行估算，2018年11月末，我国隐性债务水平达到35.5万亿元，加上政府公布显性债务水平，我国整体负债率高达79.5％，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房地产风险：经过前几年居民加杠杆，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高企，就连很多人口净流出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也上涨迅速。美国房地产和股市市值相对均衡，2017年房地产总市值占名义GDP比值为164％，股市总市值占GDP比值165.7％。反观中国，2017年股市总市值占GDP比值71.2％，而住宅总市值占GDP比值约为341.4％，这还不包括非住宅。2017年中国一线城市住宅总市值占中国GDP比值共计116.7％，北上广深均超过纽约、洛杉矶等城市。中国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在全球都是比较高的。同时，虽然中国居民杠杆率在国际上的水平不高，通过计算债务收入比，2017年该比值已经超过110％，居民加杠杆空间已经不大。当前房地产市场风险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调控的难度很大，既要防止上涨又要防止过快下跌。房价持续上涨导致泡沫积聚，会加大泡沫破裂风险，历史上很多重大的危机都是房地产引起的。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为了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精准脱贫也将是比较重要的任务。

4 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是什么

会议提到“努力实现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最优政策组合，是稳增长和防风险的权衡，依靠供给侧改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实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例如，供给侧改革从做减法到做加法；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中性下，重在疏通传导机制；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减税、提高赤字率、增加专项债发行额度；监管政策维持边际放松；依靠产业政策支持产业升级等。为了实现最大整体效果，需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加强各个政策之间进行协调。

最大整体效果是是指“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政策目标有先后顺序，但并不意味着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可以协调的，可以实现最大整体效果。稳增长是首要目标，经济增长也有利于惠民生、防风险，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较低的经济风险，也有利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实现“六个稳”，提振市场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