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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智库:如何在数字时代提供可竞争的市场

    2019-09-10 09:35:42

    金融界网站 走出去智库

    今年的《数字经济报告》(DER)(前身为《信息经济报告》)审查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中创造和获取价值的范围。它特别关注这些国家作为生产者和创新者利用数据驱动型经济的机遇——同时关注他们所面临的限制——特别是在数字数据和数字平台方面。

    因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只剩下十年,讨论这个主题是非常及时的。数字革命已经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公司和个人身上。与此同时,数字化也给各个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挖掘数字化对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潜力需要创造性思维和政策实验。而且数字化也呼吁加强全球合作,以避免扩大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的扩张由数字数据及数字平台推动

    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度发展,得益于收集、使用和分析大量几乎任何方面的机器可读信息(数字数据)的能力。这些数字数据源于各种数字平台上发生的个人、社交和商业活动的数字足迹。全球互联网协议(IP)流量,相当于数据流,从1992年的每天约100千兆字节(GB)增长到2017年的每秒45,000 GB以上。然而,世界还处在数据驱动型经济的早期阶段;到2022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首次上网以及物联网(IoT)的扩张,全球IP流量预计将达到每秒150,700 GB。

    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发展和政策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数据类型:个人或非个人数据;私人或公共数据;商业用途或政府用途数据;自愿提供的数据,观察数据或推断数据;敏感或非敏感数据。一个全新的“数据价值链”已经诞生,包括支持收集数据、洞察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建模的公司。一旦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并通过商业用途货币化就会产生价值创造。

    平台化是第二个驱动因素。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使用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的数字平台,并在现有行业中普及。这些平台的力量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全球市值前八的公司中有七家采用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

    数字平台提供了使得各方聚集在一起进行在线交互的机制。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交易平台是双方/多方市场,其在线基础设施支持多方之间的交换。它们已成为主要数字公司(如亚马逊、阿里巴巴、Facebook和eBay)的核心商业模式,以及支持行业数字化的公司(如优步、滴滴出行或Airbnb)的核心商业模式。创新平台为代码和内容制作者创建环境,从而以操作系统(例如安卓或Linux)或技术标准(例如MPEG视频)等形式开发应用程序和软件。

    以平台为中心的企业在数据驱动型经济中具有很大优势。作为中间人和基础设施,他们可以记录和提取与平台用户之间的在线操作和交互相关的所有数据。数字平台的增长与他们收集和分析数字数据的能力直接相关,但他们的利益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通过货币化这些数据来创造收入。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地理上非常不平衡

    数字化发展将对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影响,并将影响所有国家、行业和利益相关方。目前,欠连接国家和超数字化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在最不发达国家(LDC)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发达国家则有五分之四的人使用互联网。这只是数字分化的一个方面。在其他领域,例如利用数字数据和前沿技术的能力,差距要大得多。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共占世界托管数据中心的不到5%。如果不加以解决,该分化将加剧现有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创造和获取价值方面的演变将怎样影响发展中国家,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现状。

    数字经济的经济地理并没有展现出传统的南北分化。它一直由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美国和中国。例如,这两个国家占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占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占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而且,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占全球前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欧洲的份额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总份额仅为1%。七大“超级平台”——微软,其次是苹果、亚马逊、谷歌、Facebook、腾讯和阿里巴巴——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二。因此,在许多数字技术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从目前的一些贸易摩擦可以看出,他们在寻求占领前沿技术领域中的全球主导地位。

    数字经济的价值是什么?

    数字经济的扩张创造了许多新的经济机会。数字数据可用于发展目的和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包括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问题。因此,它可以帮助改善经济和社会成果,并成为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动力。数字平台促进了交易和社交以及信息交换。从商业角度来看,所有行业和市场向数字化的转变可以促进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此外,数字化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转变价值链,并为附加值和更广泛的结构变革开辟新的渠道。

    但积极结果很难自动产生。虽然数字化有可能支持经济发展,但其所实现的任何价值不可能公平分配。即使个人、公司和国家没有——或者只是部分——参与数字经济,他们仍然可能间接地受到不利影响。相对于更能适应数字经济的人,数字技能有限的工人会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现有的本地公司将受到来自国内外数字化公司的激烈竞争,而且很多工作将自动化。净影响将取决于各国及其利益相关方的发展水平和数字化发展水平,同时也取决于国家、地区和国际各个层面所采取和实施的政策。

    数字化对价值创造和获取的影响需要从不同经济维度(例如生产率、附加值、就业、收入和贸易)中不同的参与者(工人、中小微企业(MSMEs)、平台和政府),以及数字经济的不同组成部分(核心,狭义和广义)来考虑。

    衡量数字经济中的价值非常困难

    衡量数字经济和相关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充满了困难。首先,没有普遍认可的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其次,缺乏关于其关键组成部分和维度的可靠统计数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有一些倡议在着手改善这种情况,但这仍然不够,这些倡议正在努力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根据定义,数字经济的预计规模占世界GDP的4.5%至15.5%。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附加值,美国和中国合计占世界总量的近40%。然而,作为GDP的一部分,该行业在中国台湾省、爱尔兰和马来西亚中占比最大。ICT行业的全球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3400万增加到2015年的3900万,其中计算机服务占最大份额(38%)。ICT行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在同一时期上升,从1.8%上升到2%。

    在ICT行业中,计算机服务是最大的组成部分,占总附加值的40%。全球计算机服务业由美国主导;它在该行业附加值中的份额几乎与未来九大经济体的总和相当。在这方面,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最大份额。计算机服务是唯一在所有地区都增长的子行业,是该行业就业的主要推动力之一。ICT制造业的附加值高度集中在东亚(以中国为首),更多发展中国家从该行业获取价值的范围可能有限。

    在过去十年中,ICT服务和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的全球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体服务出口,反映出世界经济日益数字化的趋势。2018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的出口额达2.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0%。在LDC中,这类服务约占服务出口总额的16%,从2005年到2018年增加了两倍多。

    数字平台日益增长的力量具有全球性影响

    数字平台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平台公司的总价值2017年估计超过7万亿美元——比2015年高出67%。一些全球数字平台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非常强大的市场地位。例如,谷歌占有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Facebook占全球社交媒体市场的三分之二,并且是全球90%以上经济体中的顶级社交媒体平台。亚马逊拥有全球近40%的在线零售业务份额,其亚马逊云计算服务占有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的份额与此相近。在中国,微信(由腾讯拥有)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与支付宝(阿里巴巴)合计,其支付解决方案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与此同时,据估计,阿里巴巴占有近60%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数字巨头可以迅速崛起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个与网络效应有关(即平台上的用户越多,平台对每个人来说就越有价值)。第二个是平台提取、控制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与网络效应一样,更多的用户意味着有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意味着平台有更强的能力超越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利用先发优势。第三,一旦平台开始获得牵引力并开始提供不同的综合服务,转换到替代服务提供商的用户的成本开始增加。

    全球数字平台已采取措施巩固其竞争地位,包括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并扩展业务提供互补产品或服务。数字平台公司的主要收购包括微软收购领英以及Facebook收购WhatsAPP。Alphabet(谷歌)和微软分别通过收购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投资了电信设备。主要平台还在零售业、广告和营销业以及非住宅房地产领域进行了其他大型收购。

    其他措施包括战略性地投资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决策圈中进行游说。与此同时,传统行业的跨国公司(MNEs)与全球数字平台公司之间也正在探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例如,沃尔玛与谷歌合作使用Google智能助理;福特和戴姆勒已经加入百度的阿波罗平台;谷歌已经与沃尔沃和奥迪建立了安卓汽车平台;通用电气已与微软合作使用其Azure云服务;英特尔和Facebook正在合作开发新的人工智能(AI)芯片。

    将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是成功的关键

    数据已成为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新经济资源。控制数据对于将数据转换为数字智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几乎每个价值链中,收集、存储、分析和转换数据的能力都可以带来额外的动力和竞争优势。数字数据是所有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核心,例如数据分析、AI、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和所有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不出所料,以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不仅被数字平台采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各个行业的牵头公司采用。

    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公司可以从全球平台提供的服务中受益。在某些情况下,本地知识(例如,搜索习惯、交通状况和文化差异)也可以为本地数字平台提供优势,使他们能够为本地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然而,由于上述竞争动态,试图扩展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台通常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全球数字平台的主导地位、对数据的控制以及创造和捕捉随之而来的价值的能力往往会进一步集中和巩固,而不是减少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实际上,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由于价值和数据集中在少数全球平台和其他主要跨国公司中,许多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处于各个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这些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者,却不得不为平台所有者用这些数据生成的数字智能买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创造性思维,寻找数字经济的替代性结构,从而产生更均衡的结果,更公平地分配数据和数字智能产生的收益。

    国家需要采取政策使得数字经济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服务

    技术不是决定性因素,它创造了机遇和挑战。政府需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密切对话,通过制定规则来塑造数字经济。这反过来需要政府合理地理解预期的数字化未来。决策者需要做出选择,以扭转当前数字经济带来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的趋势。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涉及调整现有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和/或在许多领域采取新的政策。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及其长期影响仍然是未知领域,政策法规无法跟上经济和社会中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即使是发达国家检验过的方法也很少。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非常规的经济思维和政策分析。政策回应需要考虑到行业之间的界限由于服务化显得愈发模糊,而且在数字服务和产品的跨境贸易方面实施国家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困难。政府还应探索本地价值创造和获取的新途径,并通过数字化实现进一步的结构转型。

    虽然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和战略解决一些问题,但数字经济的全球性需要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进行更多的对话、建立共识和制定政策。在这个阶段,相比于得出如何应对数字经济的明确答案,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鉴于相关统计数据和经验证据的缺乏,以及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不断重新评估其调查结果和政策回应。

    加强对创造和获取价值的准备

    国家政策在各国为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做好准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数字化的跨行业性质,对于制定和实施旨在确保利益和应对挑战的政策,政府进行全面回应至关重要。确保实现价格合理和可靠的网络连接,对于在数字经济中创造和获取价值至关重要,但仍然是许多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需要予以关注。贸发会议的《电子贸易准备度评估》可以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起点,以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和有助于缓解瓶颈的政策干预措施。

    促进数字和数字化行业的创业是地方价值创造的关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数字企业家在扩大其活动方面面临着各种障碍。全球数字竞争对手已经占据了最具扩展性的数字产品类别。以数字化方式服务于本地市场通常需要建立混合数模流程,相比于较发达经济体中数字平台使用的策略,这种流程不那么“轻实物资产”。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机会尤其可能存在于在本地和/或区域数字商品和服务市场中。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激励区域内的不同集群,以发展互补和深入的技术知识库。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数字产品可能具有最大的潜力,这些产品在本地需要,并且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特定地点进行运输或复制。政府可以减少对编程马拉松和训练营或高知名度项目(如科技园)的关注,更多地通过辅导项目、职业培训、学徒和实习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创业知识。

    他们还应思考赋予这一领域中女性企业家更多力量的方法。给予她们指导、让她们进行社交并向她们展示榜样可以帮助克服固有的性别偏见或文化规范,这些偏见和规范可能会限制女性在电子商务和数据驱动技术领域中自信地启动或维持项目的能力。

    确保数字经济的价值不仅需要数字行业更加强大,还需要政府的全面努力,使所有行业的企业都能利用数字技术。例如,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这尤其涉及农业和旅游业。投资信息通信技术的公司通常更具生产力、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许多小企业主缺乏利用数字连接进行业务运营的能力、技能和意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将ICT技能开发纳入一般的商业管理培训课程。各国政府还应考虑与私营部门合作,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关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的更多培训。

    有关如何利用数字数据的政策

    在创造价值方面,将数字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和商业机会的能力有限的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防止对数据驱动的全球经济的依赖性增加,国家发展战略应力求促进数据价值链中的数字升级(增值),并提高国内“提炼”数据的能力。这可能需要国家政策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与数字数据扩展相关的风险和挑战。关键政策问题包括:如何分配对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如何建立消费者信任和保护数据隐私,如何管理跨境数据流,以及如何建立利用数字数据促进发展的相关技能和能力。

    为了确保更公平地分享数字数据带来的经济收益人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某些建议专注于对通过个人数据市场或数据信托向平台共享数据的个人提供报酬。其他建议则呼吁使用集体数据所有权和数字数据基金,作为新“公共数字数据”的基础。政府有必要尝试这些建议或其他选项,并评估其可行性和各自的利弊。

    需要特别注意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为防止故意的数据滥用行为采取安全措施非常重要。政府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来打击个人数据的盗窃,制定有关收集、使用、转移或删除个人数据的内容和方式的规则,并确保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生效,是目前有关数据保护最全面的规范,具有全球性影响。

    数字时代需要更新竞争和税收政策

    鉴于网络效应和数字经济中市场集中的趋势,竞争政策必须在创造和获取价值的背景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需要对现有框架进行调整,在数字时代提供可竞争的市场。反垄断法规中目前的主导方法是基于以较高价格形式衡量对消费者的伤害。应扩大衡量范围,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消费者隐私、个人数据保护、消费者选择、市场结构、转换成本和锁定效应。此外,应在区域或全球框架内制定适当的竞争政策并予以实施。

    为了使得竞争法可以更有效地监管数字经济的主导参与者,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明确定义相关市场、评估可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更新合并审查工具。如果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与公用事业进行比较,市场监管应该是确保所有企业公开和公平进入市场的工具。无论选择哪种方案,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加强其实施竞争政策的能力。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努力可能可以更有效地处理滥用行为和合并审查,并确保主导平台在公平的条款和条件下对当地和区域公司开放。

    税收是价值获取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各国正在重新思考如何分配税收权利,以防止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中对主要数字平台征税不足的可能性。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征税利润的地点与价值创造的地点和方式之间存在错配。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全球数字平台的市场,其用户对价值和利润的产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有权对这些平台征税。在经合组织的主办下,各国正在审查不同的备选方案,旨在2020年底前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随着税收格局将在未来几年不断发展,确保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和更多地参与到关于数字经济税收的国际讨论中非常重要,包括加强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的作用。

    承认对速度、灵活性和国际支持的需求

    如果不加以解决,欠连接国家和超数字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将更加恶化。数字经济中的数字分化、准备度差异和市场力量的高度集中,都表明政府需要新的政策和法规,在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创造更公平的收益分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数字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国家,个体政府需要政策空间来规范数字经济,以实现各种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处理和监管数字数据非常复杂,因为它们涉及人权、贸易、经济价值创造和获取、法律实施和国家安全。制定包含这些不同维度的政策很难,但仍然是必要的。此外,确保有效分配收益以及应对数字革命将需要更多的社会保护措施并对工人进行重新培训。

    与此同时,有些政策挑战可以在区域或国际层面得到更有效的解决。例如数据保护和安全、跨境数据流、竞争、税收和贸易。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下加强国际合作和政策对话。任何共识都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使得所有国家都能参与进来。

    鉴于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以及技术变革的持续快速发展,有必要进行政策试验以评估不同方案的利弊。在全面实施国家、区域或全球性解决方案之前,可以首先使用监管沙盒进行试验。

    发展共同体需要探索更为全面的方案来支持数字经济中的落后国家。为确保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应得到更多国际支持作为补充。发展伙伴急需在其援助政策和战略中纳入数字维度。援助应旨在减少数字分化、加强创造价值的有利环境、建设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能力,并支持通过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来加强消费者信任,从而在数字驱动型经济中促进价值的创造和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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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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