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彬：逆周期调节强调方式创新 而非数量扩大

问题一：2019年形势判断如何，是否判断符合市场预期？

解读：2019年在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背景下，坚持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开放，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精准脱贫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我国面临的内外部形势严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应该说，过去一年，形势困难众所周知，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分析问题客观透彻，远近兼顾，符合市场预期。

问题二：2020年形势如何？对我国具有什么特殊意义？

解读：当前，内外部环境风险挑战增多，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由于我国具有制度优势、物质基础、市场优势、内需潜力、人才优势，因而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这是明年所处的时间节点和坐标方位，是2020年不同以往年度的最大特点，决定了各项经济工作都有明确的量化目标，那就是“十三五”规划确定的，涵盖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资源环境4方面25项指标，与各项目标衔接，目前存在的差距就是明年目标。

问题三：明年主要经济目标如何确定？

解读：GDP方面，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回顾党的十八大和“十三五”规划，经济增长的目标都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在过去八年经济增速基础上，考虑到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基数可能受到一定影响，预计2020年GDP需要增长6％左右。

CPI方面，虽然今年以来涨幅逐月加快，且已连续三个月涨幅达到或超过3％的年度目标，但是前11个月增长2.8％，预计全年能控制3％以内。随着以猪肉为重点的“菜篮子”产品保供稳价措施见效，明年猪肉供给将逐步增加，年中以后CPI上涨压力将逐步减小，加上“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的稳健货币政策，预计，明年CPI目标仍将确定为增长3％左右。

就业方面，考虑到新增就业需求增长、经济结构转换容纳就业能力上升、营商环境改善就业机会增加等多方面因素，已连续三年确定为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2020年大学毕业生预计874万人，比上年增加40万人，中美经贸摩擦、外部需求放缓等，给企业带来的压力不会小于2019年，由此导致的新增就业需求和再就业需求，整体可能略高于上年。综合需要和可能，2020年的就业目标可能仍为：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

国际收支和三大攻坚战方面，在我国出口与进口并重、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等背景下，近几年国际收支都较为均衡，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在2％左右，2020年国际收支目标预计变化不大。“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脱贫人口如果2019年和上年一样，那么2020年的任务就不到300万人，深度贫困歼灭战将成重点；污染防治攻坚战方向不变、力度不减，意味着单位GDP能耗仍可能需要下降3％左右，可能还会增加其他环境指标。

问题四：关于未来宏观调控的定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如何定调的，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手段如何？与市场的预期是否一致？

解读：会议定调明年宏观调控政策要坚持稳字当头，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现在我们面临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等多重任务，不能采用大水漫灌式的调控政策已成各界共识。与此同时，目标导向决定我们需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找多重平衡，因此，逆周期调节更加强调的是方式方法的创新，而非简单的数量扩大。

问题五：关于明年金融领域任务的重点和抓手：在金融防风险和金融改革这两大主线任务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如何阐述，重点是什么，与此前有何不同？

解读：与去年会议相比，本次会议在金融改革方面主要强调了三方面内容：一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改善金融供给不平衡，提升供给质量的根本途径。二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由于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仍存在不通畅之处，银行体系资金充裕，但实体经济融资难得不到解决的现象还有发生，另外，今年刚进行LPR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后续政策落实过程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三是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投资低迷，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上升，因此政策多次强调要优化银行信贷结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本次会议再次强调，是政策在明年的延续。

在金融防风险方面，今年我国成功化解了个别中小银行风险，因此会议认为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同时，会议提出“要坚持稳字当头”，可以预计明年金融必须继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经济发展奠定安全稳定的环境。

问题六：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定调的货币政策更强调“松紧适度”和“流动性合理充裕”，而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具体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此外，今年提的是“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怎么看这一表述的改变？

解读：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没有变，但表述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意在突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说明明年我国可能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货币政策总量保持稳定，但会根据经济形势进行调节，与会议提到的政策要“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相一致。“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的提法变为“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从范围上看，“货币信贷”较“广义货币M2”的范围扩大，“经济发展”较“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的范围扩大，说明政策更加着眼于对“全局”考量。但就目前而言，货币政策要突出平衡好稳增长和控通胀，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确保资金流向制造业、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此外，会议强调“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可以预见，明年LPR仍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

问题七：怎么理解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

解读：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会议多次提及推动制造业发展，包括“提升制造业水平”“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等，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信贷支持，而制造业资金需求通常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的特征，因此要“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负增长，制造业投资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低，企业发展遇到一定困难，需要信贷的支持，因此政策多次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制造业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而本次会议再次强调，是政策在明年的延续。

问题八：关于财政政策的表述，今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去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是否意味着财政政策要更加发力，但发力点与2019年有所不同了？

解读：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数量的扩大来实现的空间有限，更多的是要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实现。具体是：通过“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保障刚性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将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同时通过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提高财政政策效果和质量。与2019年的减税降费和增加专项债额度相比，财政政策积极的方式和侧重点有所变化。

问题九：如何理解“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解读：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叠加的问题，处在“三期叠加”影响深化阶段，仅仅靠刺激性政策不仅难以达到理想目标，还可能阻碍结构调整进程，影响长期健康发展。此时，更需要的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只有调控政策稳了，才能给市场创造稳定预期，为改革营造良好环境。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完全不要增长，全面小康和“十三五”目标仍要实现，合理的增长仍然必须，同时更要关注通过改革实现质量的稳步提升，也就是高质量发展。

问题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要求“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今年的提法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这种变化怎么理解？

解读：前几年资金脱实向虚，金融风险快速集聚，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2019年监管部门加强了风险分类处置，对包商银行等部分风险较高的中小金融机构“精准拆弹”，规范金融机构管理，丰富资本补充工具，应该说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初步释放，业务基本回归到服务地方、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金融改革主要针对的问题是：中小微企业、三农、中低收入群体等普惠金融供给不足。过去大银行主要精力在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普惠金融需求者机会有限。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去杠杆、防风险过程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的阶段性影响较大，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

去年以来大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快速增长，未来需要大行更多发展普惠性金融；中小银行主要是服务当地企业、服务特色产业、地区居民，未来可能出台考核政策，引导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农村信用社需要通过完善法人治理、提升管理能力，加强服务“三农”的能力。这种比较详细的划分，意味着金融改革也从系统论出发，统筹各类金融机构，形成分工协作的金融体系，同时继全国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的认定和实施“特别监管、特别处置”之后，有望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出台分类监管和分类处置的政策。